外匯儲備的原則有哪些

　　外匯儲備的經營原則是什麼?外匯儲備作為國家之間的貨幣兌換的一種資產。各國政府管理和經營外匯儲備，一般都是要遵循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的三個原則。下面由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外匯儲備原則的具體內容，希望大家喜歡!

　　外匯儲備的原則

　　第一：安全性原則

　　安全性是指外匯儲備應存放在政治穩定、經濟實力強的國家和信譽高的銀行，並時刻注意這些國家和銀行的政治和經營動向;要選擇風險小、幣值相對穩定的幣種，並密切注視這些貨幣發行國的國際收支和經濟狀況，預測匯率的走勢，及時調整幣種結構，減少匯率和利率風險;還要投資於比較安全的信用工具，如信譽高的國家債券，或由國家擔保的機構債券等。

　　第二：流動性原則

　　流動性是指保證外匯儲備能隨時兌現和用於支付，並做到以最低成本實現兌付。各國在安排外匯資產時，應根據本國對一定時間內外匯收支狀況的預測，並考慮應付突發事件，合理安排投資的期限組合。現金和國庫券流動性較強，其次是中期國庫券、長期公債。

　　第三：盈利性原則

　　盈利性是指在保證安全和流動的前提下，通過對市場走勢的分析預測，確定科學的投資組合，抓住市場機會，進行資產投資和交易，使儲備資產增值。

　　但是，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三者不可能完全兼得。一般高風險才能有高收益，盈利大的資產必然安全性差，而安全性、流動性強的資產必然盈利低。所以，各國在經營外匯儲備時，往往各有側重。

　　外匯儲備充足性與適度性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外匯儲備是貨幣當局可獲得和掌握的對外金融資產，用於滿足國際收支融資、外匯干預，以及其他相關需要***如保持對本幣和本國經濟的信心、支援貨幣政策操作、實現代際間財富轉移等***。但持有外匯儲備是有成本的，如放棄持有其他更高收益資產的機會，增加貨幣投放產生的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壓力，招致貨幣操縱指責引發的國際貿易摩擦，等等。而且，持有外匯儲備的好處邊際遞減、壞處邊際上升，所以，持有外匯儲備並非多多益善。

　　2011年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始關注適度外匯儲備規模問題，並致力於將其納入對成員對外穩定性評估及政策監督中。然而，基金組織也坦承，因為各國情況不同，外部衝擊風險各異，關於適度外匯儲備規模***appropriate level of foreign reserves***的量化評價標準很有挑戰性。

　　適度外匯儲備規模涉及兩個數量標準問題：

　　一個是儲備下限;

　　另一個是儲備上限。

　　前者是外匯儲備充足性***adequacy of foreign reserves***問題，或者是狹義的外匯儲備適度性問題。上下限統籌考慮，才是廣義的外匯儲備適度性或合意性***optimal level of foreign reserves***問題。

　　嚴格地講，充足性與適度性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不應混為一談。當討論外匯儲備充足性問題時，應該主要是討論儲備的下限，這通常是處於外匯短缺狀態，國際收支平衡是巨集觀調控的主要矛盾，增加外匯儲備是主要政策目標。當討論外匯儲備適度性問題時，通常是實際儲備規模已遠離警戒標準，外匯資源擺脫稀缺狀態，國際收支平衡變成了巨集觀調控的次要矛盾。這時，外匯儲備積累不是單純為了防範資本流向逆轉，而是為了阻止本幣過快升值影響出口，進而影響增長和就業，外匯儲備增減是經濟執行的結果而非目標。

　　將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新興市場為應對主要經濟體貨幣刺激的溢位效應而增加外匯儲備的動機簡單理解為預防性需求，可能失之毫釐、謬以千里。

　　外匯儲備充足性應主要滿足基礎性對外支付或償付需要

　　理論上，貨幣需求有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是交易需求;

　　第二層次是預防性需求;

　　第三層次是流動性偏好。

　　各國對外匯儲備的前述需求動機，就對應著三個層次的貨幣需求。

　　所謂第一層次的交易需求，也就是應付國際支付的需要。這對應的是過去常用的“特里芬比例”，即最低限外匯儲備應該能夠應付三到四個月的進口支付需要。國際貿易是最基礎的國際經濟活動，應該予以最優先的保障。

　　所謂第二層次的預防性需求，也就是應付對外債務償還的需要。這對應的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提出的“圭多惕—格林斯潘”法則***Thumb of Guidotti-Greenspan***，即最低限外匯儲備應該能夠應付一年內到期的短期外債償還的需要。

　　所謂第三層次的流動性偏好，也就是滿足財富管理的需要。這對應的是近年來許多國家將一部分外匯儲備轉為主權財富基金單獨運作。而對於這一層次的外匯儲備需求，多少合適，並無標準。至於通過積累外匯儲備，來增強外界對本幣和本國經濟的信心，支援貨幣政策操作等需要，都可以歸入第三層次的需求。

　　根據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提出的需求層次理論，人類的需要是分層次的，由低到高、逐級遞進。它們分別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其中，空氣、水、吃飯、穿衣、性慾、住宅、醫療等生理需要是人們最原始、最基本的需要，如果得不到滿足，人類的生存就成了問題。只有在滿足了生理需求後，人類才會追求滿足逐級遞增的其他更高層次的需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外匯儲備充足性評價新標準，既考慮進口支付、短債償還的需要，又考慮外來證券投資和直接投資的匯出需要，還兼顧境內主體資產多元化的需求。由此測算出來的外匯儲備充足性指標自然很高。然而，這種將不同層次的儲備需求動機混為一談的評價方法值得商榷。

　　顯然，以頓頓山珍海味、大魚大肉來設計每個人的最低生活標準或者是一個人每天的最低生活標準，並由此來判斷他的錢夠不夠花是不合理的。評價外匯儲備是否充足，也應該從外匯儲備的最主要用途出發，立足於守住不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風險底線。只有貨幣貶值而沒有債務違約，都只是貨幣危機，而不能稱之為標準的國際收支危機。

　　因此，對外匯儲備充足性的需求，就是要優先保障進口支付和短債償還這些最基本的需要。在核威懾的情形下，一國擁有的核打擊力量能夠把一個目標摧毀一次與摧毀一百次的效果是一樣的。

　　至於滿足境內主體資產多元化配置、外來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匯出需要，以及其他方面對外匯儲備的需要等，都屬於更高層次的需求，不宜歸於外匯儲備充足性考慮範疇，充其量是置於外匯儲備適度性標準下予以考量。

　　因為，對於外匯稀缺的國家來講，要滿足上述所有需求，基本是奢望。而且，外匯儲備充足性的覆蓋面太寬，意味著由政府包打天下，不符合市場化方向。再者，即便上述需求得不到滿足，也只會有匯率波動，而不涉及契約性對外償還義務，不會引起債務危機。

　　此外，進口支付和短債償付能力等警戒標準，都是重要的國際收支危機早期預警指標，經過了實踐檢驗，而其他標準大都過於主觀，不足為訓。

　　外匯儲備是否充足歸根結底是匯率安排問題

　　如果本幣匯率自由浮動，同時本幣又可自由使用，該國理論上就可以無須持有外匯儲備。美國最典型，在美元本位下，美國持有的外匯儲備僅相當於1/5個月的進口，即使加上黃金儲備後的整個國際儲備，也就相當於半個月多點的進口。德國和英國持有的外匯儲備，分別相當於不到半個月和一個半月的進口。

　　日本是例外。它持有的外匯儲備可支付近兩年的進口，但這大都是2004年以前干預日元升值時買入的，之後無論日元漲跌，日本央行基本都不干預，市場也鮮有關注其外匯儲備規模問題的。因此，是否將外匯儲備規模問題一刀切地納入國際評估與政策監督，需要慎重。至於外匯儲備過度積累是否導致貨幣操縱，以致匯率根本性失調，這已屬於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員匯率政策監督的範疇，沒有必要疊床架屋、另起爐灶。

　　外匯儲備規模問題的根子還是要不要干預外匯市場。如果不干預市場，就用不著外匯儲備，也就無所謂外匯儲備多和少的問題。如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中國，既要穩定匯率又要增加儲備，當局沒有計劃動用外匯儲備去支援人民幣匯率，所以，當時市場上也從來不關心中國的外匯儲備是否夠用。

　　外匯儲備增減與匯率升貶是等價的。國際收支調節，匯率浮動負責價格出清，外匯儲備變化負責數量出清：外匯供大於求時，要麼匯率升值，要麼儲備增加;外匯供不應求時，要麼匯率貶值，要麼儲備減少。因此，有關研究就是用外匯儲備增減與匯率變化來構建外匯市場壓力指數，市場可以從匯率或者儲備的變動中觀察和判斷外匯供求狀況的變化。

　　同時，外匯儲備充足性很難絕對客觀，還取決於市場的主觀判斷。前述關於外匯儲備適度性問題的成本—收益分析，是從持不持有外匯儲備這個角度來評估其利弊。還有一個維度的成本—收益分析，是將外匯儲備增加和減少做對比：外匯儲備增加是好事，但邊際收益遞減，即儲備越多，對市場信心的提振邊際上是減弱的;外匯儲備減少是壞事，但邊際成本遞增，即儲備越少，對市場信心的衝擊邊際上是增強的。這種市場感受與外匯儲備客觀的多寡無關，容易形成儲備降得越快，匯率貶值預期就越強，外匯買盤就越多、賣盤越少，外匯供求失衡加劇的負反饋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