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方略心理建設方略

　　《建國方略》是2014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圖書，作者孫中山。《建國方略》是一部關於民主政治建設的論著，敘述了政府的組織、運作和普通大眾在社會生活中應把握的具體民主原則、程式和方法，反映了孫中山倡導的民主政治思想。下面是小編為你整理的，希望對你有用!

　　建國方略作者孫中山圖片

　　建國方略基本簡介

　　《孫文學說》又名《知難行易的學說》或《心理建設》，是《建國方略》的“心理建設”。1918年底完稿，次年6月正式出版，是孫中山的哲學代表作。全書共分8章，集中討論了認識論問題，以大量事例理論化了“ 行易知難”的觀點，提出：“此為救中國必由之道。”該書宣揚了“行而後知”的唯物主義認識論，對“知先行後”和“知行合一”說有所批駁 。在當時對革命起了一定作用。

　　《實業計劃》是《建國方略》的“物質建設”，是孫中山為建設一個完整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而勾畫的藍圖。1919 年2月完稿。該書提出了發展中國經濟的10年遠景規劃。其中包括建設中國鐵路10萬多千米，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港口10個大的專案。《實業計劃》第一次把經濟建設放到首位，第一次提出對外開放的經濟戰略思想。

　　《民權初步》是《建國方略》的“社會建設”，是一本關於民主政治建設的論著。又名《會議通則》 。1917年完稿。該書分為5卷20章，包括結會、動議、修正案、動議之順序、權宜及秩序問題等內容，敘述了政府管理和群眾在社會生活中應掌握的民主原則、程式和方法 ，反映了孫中山倡導民主政治的思想 。《建國方略》是孫中山為中國國民黨制定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也是孫中山構建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藍圖，是他一生為之追求的理想目標。

　　孫中山稱“孫文學說”即《行易知難》為“心理建設方略”，並置於全部方略之首，足見其重要性。從行文上看，孫中山的“行易知難”說似乎在闡述自己的哲學觀點，但他卻把它作為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心理建設方略”。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它的這種含義呢?這裡的關鍵問題是分析這個理論的結構性。綜觀“行易知難”說，我們可以發現，孫中山不僅痛斥了“知易行難”觀念，而且也批評了“知行合一”理論。他主張，知和行是可以分離的，他的“行易知難”說在理論結構上由“行易”說和“知難”說構成，兩者在“心理建設方略”中各有側重，但又互為補充，相得益彰，有機結合為一體。

　　***1***“行易”說

　　推翻滿清政府，建立民國後，孫中山滿以為從此可以乘勢而進，實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及《革命方略》所規定的各種革命和建設巨集志，讓中國一躍而躋身於世界強國之林。然而，事與願違，建設事業無從談起，人民生活甚至不如清朝專制時期。這與他發動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馳。孫中山認為，除去他個人的能力有限外，主要是革命黨內思想不一，人心分裂，對他所提出的革命的最終理想產生了懷疑和動搖。他說，真是想不到呀，革命剛剛成功，黨內的同志馬上就出現了思想上的嚴重分歧，說什麼提出的理想太高了啊，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啊，……不一而足，眾口鑠金，一時風靡，同志們都感到十分困惑，對於革命的宗旨、革命的方略失去了信心，不再努力去實行了。他認為，這種消極、悲觀心理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因為革命成功了同志們產生了驕傲自滿的情緒，而是因為同志們在思想上出現了重大的失誤，導致革命意志消沉、頹廢了。

　　那麼，這種重大的錯誤思想究竟是什麼?答案是：“知易行難”的觀念。孫中山說，這個觀念數千年來就根深蒂固於中國人的心中，能夠迷惑億萬人民的心，其流毒之烈，可以亡國滅種。他的全盤建設計劃，一一都被這種錯誤觀念所打消。他氣憤地說：“吾三十年來精誠無間之心，幾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幾為槁木死灰者，此也。可畏哉此敵!可恨哉此敵!兵法有云：‘攻心為上’。是吾黨之建國計劃，即受此心中之打擊者也。”

　　在孫中山看來，心是人世間萬事的本源，人類社會中的一切事情和現象最終都可以歸之於心。政治的成敗，取決於人心的振作或萎靡，如果人的心裡相信事情可行，則移山填海的難事也能夠辦得到;相反，如果人的心裡不信事情可行，那麼即使是反掌折枝這樣易做的事也無收效的時候。革命黨人的心理從一開始就被“知易行難”的觀念所俘獲，認為孫中山所提出的建國理想太高，視之如空言，於是放棄了建設的責任，造成建設的失敗局面。所以，孫中山決心著書立說，以破此心理大敵，讓革命同志走出迷茫，不再把他的國理想視為空談，而於實踐中努力實現之。

　　為了破除頑固的“知易行難”觀念，孫中山針鋒相對地提出了“行易知難”的命題，並從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進化等“十事”，進行充分的論證。他指出，“知易行難”觀念顛倒是非，以難為易，以易為難，違背真理;其危害性在於，如果有人為此觀念所誤導，則頓生畏難之心，不敢有所作為了。它對於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巨大的危害性則在於，大多數革命黨人誤信了此觀念，對貫徹他所提出的建設策略產生了畏難情緒，不敢實行。

　　在“行易知難”中，孫中山顯然強調了“行易”，因此在一定意義上，他的“知難”說恰恰是為了有力地論證他的“行易”說的。他認為以現代人的眼光來考察世界人類的進化，應當分為三個時期：一是由野蠻到文明，屬於不知而行時期;二是由文明再到更高階的文明，屬於行而後知時期;三是自然科學產生以後，屬於知而後行時期。與一直流行著的“知行合一”的觀點相反，孫中山認為，即使在科學昌盛的時期，也並非“知行合一”，而是知行分離的。因為自然科學越發展，則一個人的知與行就相隔越遠，不只是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使同為一知一行，若從經濟學的社會分工原理來看，也是分為知者和行者。古人懂得這個道理，所以曾出現過大禹治黃河、秦皇築長城的偉大壯舉。可是後世誤信“知易行難”觀念，雖有先知先覺者的發明創造，那些後知後覺者卻總是以“行難”為藉口，不但不去仿效推行，反而視真知為空談不可行，白白失去了機會。

　　孫中山強調“行易”，其目的就是為了鼓勵革命黨人以及全國人民破除對“知易行難”的迷信，勇於實踐正確的革命理論，大膽地闖，一言以蔽之，就是倡導解放思想。例如，明治維新是日本的國家大事，就成於“行易”的冒險精神。“是故日本維新，多賴冒險精神，不先求知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乃名之曰維新而已。”而中國的變法，卻深受各種陳規陋習的束縛，總是必先求知而後行，由於知不能得，所以永無成行;或者既有知卻因顧慮重重，畏首畏尾而不敢行。當然，孫中山並非一味地偏執於不知而行，他明確指出，在科學時代，能知能行，知之應更易行之。關鍵是敢不敢行的問題，也就是解放思想勇於實踐的問題。所以，他認為，對於如何建國他已經構建了一整套科學的方略了，心理建設的首要任務就是拋棄“知易行難”觀念，確立“行易知難”的新觀念，轉變畏首畏尾的社會心理，擯棄思想中的陳腐東西，克服行動上的畏難心理，鼓起鬥志，敢於實踐由他所創立的這整套建國方略。

　　***2***“知難”說

　　上文提及，孫中山用了“十事”來論證“知難”。例如飲食，他說，這是一件極為尋常、極其容易做得到的事情，也是人生中極其重要而不可一日或缺的事情。它甚至是一切人類、動物都能做得到的事情。然而，芸芸眾生中，又能有幾人知道其中的學理呢?不只是普通的人不能知道，即便是那些專心致志研究飲食的生理學家、醫學家、衛生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至今已數百年過去了，也還是沒有人能夠窮其道理。又如用電，在城裡已是極為尋常的事情，一種無線電報被髮明出來後，很快就會風行世界，但又有多少人真正知道電學理論呢?電學史表明，費了一百多年的工夫，竭盡了無數學者的才智，各人貢獻一點智慧，才得成全現今的無線電知識。任何事情，都是直到知識真確，學理充滿，然後依據它們製造出器具，則無所困難了;器具製成以後，使用它們，則更無困難了。所以，孫中山認為，一般地說，學識的難關一過，其他的事情，就易如反掌了。所以是“知難”而“行易”。

　　孫中山提出“知難”，絕不是他主張放棄求知。眾所周知，孫中山遊學海外數十年，對西方先進科學文化頗有研究，深知西方列強依靠發展科學技術的興國之道。科學就是最高階的“知”。孫中山指出：“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後乃敢從事於行。所以然者，蓋欲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意像，從意像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工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者也。” 就中華民國的建設而言，孫中山已根據世界進化的潮流，依照各國已行之有效的先例，經過幾十年反覆研究、思考，縝密設計出了一整套方略。他堅信，只要全國人民決心循此計劃而行，必定會在很短的時間裡把中國推向世界強國之林。從這裡，我們可以領會到“行易知難”說作為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心理建設方略的意義。

　　孫中山的“知難”說的另一個意義在於鼓勵人們尊重科學知識，尊重人才，奮發學習，追求科學，大力發展教育事業。中國是文明古國，但由於幾千年來深受“知易行難”觀念的誤導，往往忽略作為文明的特質的知識的重要性，因而對待一切事情，僅停留於實用，而不深究其學理根源，科學技術非常落後。孫中山特別列舉了中國在邏輯學、經濟學、建築學、電學、化學、進化論等等方面的匱乏與落後狀況。他認為，文明進化有賴於發明家、傳播家和實行家。發明家即為科學家，屬於先知先覺者;傳播家即為仿效家，屬於後知後覺者;實行家為苦力，屬於不知不覺者。中國不愁沒有實行家，卻苦惱於無發明家。在中國，人們並不尊重發明家，反而崇拜實行家。例如在化學方面，中國人非常崇拜三家村的豆腐公，而不屑於巴斯德的化學成就;在醫學方面，中國人十分推崇蜾蠃這樣的蜂蟲，而不重視發明麻醉藥的名醫。由此造成廣大的人民的知識水平十分低下。很顯然，科學文化素質如此低下的國民難以擔負起建設現代化新中國的歷史重任。因此，孫中山提出，新中國的第一要務就是大力發展科學技術，普及教育，提高整個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

　　孫中山視教育為立國的根本。他經常說：“學者，國之本也。” 他早在1894年的《上李鴻章書》中就對“惟堅船利炮是務”、“捨本而圖末”的做法提出過嚴厲的批評。他指出，真正值得我們中國人效仿的西方列強的治國方法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盡其流。而在這四者當中，首要的在於陶冶人才。孫中山早年在多種場合都告誡過革命黨人和廣大人民：民國初，百廢待興，最缺乏的是人才，必須大力興辦學校，培養各類急需的人才。例如，他鼓勵留學，利用國外條件快出人才。1912年2月24日在令教育部核辦由美國賠款項下給予官費留學美國的檔案中，他寫道：“民國新建，獎勵遊學，而培養人才，實為當今急務。” 1912年12月27日，在松江清華女校歡迎會上，孫中山讚揚了松江女校在培養人才中所做出的傑出貢獻，同時還強調：“以世界大勢論，地球上只有五、六強國，比較人口，我中華民國最佔多數，所缺乏者教育耳。今在建設之初，吾輩亟當致力於社會，多辦學校。”

　　[孫中山重視教育]　自民國起義以來，教育機關一時停歇，校舍用作為兵營，學生被編入行伍。因此在恢復重建過程中，一個主要的矛盾就是歸還學校在戰爭期間被軍隊所佔用的校舍及財產。1912年2月10日，安徽省池縣小學向臨時總統府呈報，該小學遭到一些軍人的破壞和蹂躪，財物受損失。孫中山接到報告後馬上批示：徹底追究查辦，以肅軍紀。時隔數日，據當時的教育部門反映，在全國範圍內，多處學堂局所及充公房屋等處，均被軍隊駐紮，所有房屋、器物、書籍、儀器等，多遭焚燬搬取，損失巨大。教育部曾派員分路調查，但屢次遭到當地駐軍的阻礙。接到這個報告後，孫中山立即下令陸軍內務兩部會同教育部速派人員，前往各處調查，妥善處理。

　　由於承認和主張“知難”，因此孫中山認為，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大量吸收、借鑑和利用世界各國的先進科學文化成果，顯然是快速復興中華的必由之路。西方列強花費了二、三百年的功夫去發展、應用科學技術，才有今日的物質文明水平，假如我們中國採來就用，豈不便宜快捷。日本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明治維新後不足40年就一躍成為世界強國之一。我們泱泱大國，對外開放，一定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能強大起來。所以，孫中山滿懷信心地說：“倘知此為興國之要圖，為救亡之急務，而能萬眾一心，舉國一致，而歡迎列國之雄厚資本，博大規模，宿學人才，精煉技術，為我籌劃，為我組織，為我經營，為我訓練，則十年之內，我國之大事業必能林立於國中，我實業之人才亦同時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