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家福煦的簡介

　　斐迪南·福煦，法國元帥，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幾個月協約國軍總司令，公認是協約國獲勝的最主要的領導人。斐迪南福煦曾經長期擔任第一次世界大戰幾個協約國的軍隊總司令，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希望對你有幫助。

　　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也譯為“福熙”。1851年—1929年***，其父拿破崙·福煦，因崇拜拿破崙而命名。1881年晉升，在參謀部三局任職。1887年，福煦畢業於法國高等軍事學院。1895年在高等軍事學院讀研究生。1896年-1900年任高等軍事學院教授。1900年晉升。1908年-1911年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1911年晉升，調任第13師師長。次年升任軍長。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任法軍第九集團軍司令、“北方”集團軍群司令、法軍總參謀長，戰爭後期任協約國聯軍總司令，對協約國最終戰勝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起了重大作用。1918年8月獲法國元帥軍銜。1919年起任協約國最高軍事委員會主席。戰後，獲英國陸軍元帥和波蘭元帥，也是史上唯一一位擁有三個國家元帥頭銜的人。著有《作戰原則》等軍事著作。

　　軍事家福煦的生平簡介

　　早年歲月

　　斐迪南·福煦在孩提時代，他常常聽在大革命和帝國時期當過軍官的外祖父講拿破崙的故事。他從六歲起，開始閱讀有關戰鬥故事的歷史書籍，對軍事問題顯示出越來越大的興趣。在幾所學校受過初等和中等教育後，1869年，他考入著名的麥茨地區的聖克里門耶穌會學院，為報考工藝專科學校作準備。在麥茨，他親身經歷和目睹了弗朗索瓦·阿希爾·巴讚的被圍與投降。法國在普法戰爭中的失敗，給他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他奔赴家鄉，報名入伍，但沒趕上參加戰鬥。停戰以後，他回到聖克里門，這時，麥茨已經成為德國的城市了。戰敗的悲痛與恥辱使他立下誓願：入伍當兵，光復阿爾薩斯和洛林!

　　進攻精神

　　兩年之後，福煦從工藝專科學校畢業，進入炮兵學校成為教官。短期內，成為經驗豐富的技術專家，還是一個老練純熟的騎手，很快被吸收進巴黎炮兵委員會。 1883年，福煦同布瑞泰妮結婚。在那個時代裡，同輩的軍官們大都熱衷於參加殖民地的戰爭，以追求職務與軍銜的升遷，而他卻置身於研究和思考之中。他仔細考察歷史上偉人們的生平，尋求和弄清作為一個指揮員的職責和要素，培養解決種種難題的能力。1885年，他被調到高等軍事學院工作，1891年調陸軍總參謀部三局任職，晉升。不久，又入高等軍事學院攻讀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主要講授戰略課。1894年任教授，1901年福煦返回軍隊。1903年升任團長。1905年調任第五軍參謀長。1907年晉升准將並調回總參謀部。1908年，他晉升准將，同時被克列孟梭任命為軍事學院院長。在該學院的25年中，他一直在研究和教授軍事理論，不僅為法國培養了整整一代軍官，而且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軍事理論。他的理論的核心是進攻學說：進攻是作戰的最高原則，是獲得勝利的唯一途徑，即使瀕於失敗也不要放棄進攻。這個原則的關鍵是“意志”和“思考”。關於意志，他曾這樣說過：“克敵制勝的意志是勝利的首要條件”，簡言之，“勝利即意志”，“一場勝仗就是一次決不服輸的戰鬥”。而思考，就是根據不斷改變著的情況隨機應變，而不應事先制定一份萬無一失的作戰時間表。福煦常說，“操典條令在操練時確是再好不過的，但在危急關頭就沒有多大用處……你們必須學會思索”。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這種軍事思想在法國軍事界一直佔統治地位。法國總參謀部的大部分軍官都是它的信徒，以作戰處處長朗格梅鬆為典型代表，甚至總參謀長兼最高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霞飛也深受它的影響。總參謀部1913年5月通過的霞飛的“十七號計劃”，10月法國政府頒佈的《野戰條例》，都是這種思想的具體體現。

　　1911年，福煦離開軍事學院，升任第十三師師長，1913年8月，出任第二十軍軍長，坐鎮南錫，守衛著洛林前線。

　　一戰期間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遵照實行十七號計劃的霞飛的第一號命令，法軍右翼的第一、二集團軍於 14日向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發動進攻，福煦兵團是第二集團軍的先頭部隊。攻到莫朗日後，德軍巴伐利亞王儲魯普雷希特·瑪利亞·柳特波德·斐迪南的第六集團軍開始反攻，法軍整個右翼和左翼一樣，在德軍的猛烈打擊下敗退。8月21日，福煦回到南錫，對第二集團軍司令德卡錫特爾諾撤離南錫的打算進行抗爭，堅信最好的防禦就是反攻。這一主張被接受後，他看準機會，於8月25日對氣勢洶洶的德軍進行反擊，一舉收復三個城鎮和十英里的國土，穩住了法軍右翼的戰線並實施了熟練的撤退。福煦在這一戰鬥中名聲大震，成為法軍的中流砥柱。

　　邊境戰役後，法軍的左翼在德軍的進攻面前節節敗退。8月28日，撤退中的法軍在中部出現“缺口”，情況危急。為了避免被德軍包抄，福煦受命來到左翼，指揮一個新建的特別部隊，填補缺口。不久，這支特別部隊成為法國的第九集團軍。9月上旬，法軍在連續退卻之後，終於在馬恩河地區開始反攻了。孤軍深入的德國第一集團軍，受到了英法部隊的夾擊。福煦的第九集團軍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之下，堅決頂住了前來增援的德第三集團軍和第二集團軍的左翼，保證了馬恩河戰役的勝利。他在給約瑟夫·霞飛的電報中說，我的左翼在撤退，我的右翼在撤退，我的正面受到敵軍的猛攻，好極了，我正在進攻。接到電報的法軍官兵無不動容。德軍的速勝戰略遭到破產後，便乘聯軍立足未穩，於10月發動了伊普爾戰役，企圖佔領法國北海岸，切斷英軍與法軍的聯絡。聯軍在這裡的兵力單薄，防線面臨被突破的危險。福煦再次被霞飛作為特別應急人派到那裡，指揮法國的北部方面軍和協調那裡的英、法、比軍。在他的努力下，經過一個多月的激烈戰鬥，聯軍的防線終於鞏固下來了。

　　1915年他升任“北方”集團軍群司令，並負責協調聯軍作戰。雖然他不欣賞英軍遠征軍司令道格拉斯·黑格的進攻計劃，但仍然率法軍參加了1916年11月的索姆河會戰，這時，運動戰已經過去，作戰被迫轉入陣地戰。福煦的進攻戰法遇到了問題，所部損失慘重，12月12日，在霞飛被撤職以後，他作為霞飛的親密助手被貶到了“軍事研究中心”任主任，負責協調同盟國的協作問題。不過這次貶官對於法國來說卻是一件幸事，因為它使福煦贏得了所有盟國的信任。

　　聯軍司令

　　1917年5月繼承霞飛當總司令的尼維爾發動了著名的尼韋爾的進攻，，企圖畢其功於一役，也遭到了徹底失敗，1917年5月15日，亨利·菲利浦·貝當取代內維爾任總司令，福煦在老虎喬治·克列孟梭支援下，在巴黎接任法國陸軍總參謀長。這一職位也使他充當著聯軍顧問的角色。當時，西線的協約國軍隊處於分散指揮、各樹一幟的局面;它們在戰鬥中既相互依賴，又齟齬不絕。福煦指出，這種狀態若不改變，一旦遭到德軍猛攻，每方各慮安危，聯軍防線將在頃刻垮掉。因此，他竭力主張建立一個統一的聯軍司令部，但遭到了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克列孟梭的斷然拒絕。

　　配合不力使聯軍受到了嚴厲的懲罰。1917年10月，獨當一面的義大利軍隊在德奧的猛攻下，於卡波雷託遭到慘敗，直退到塔里亞蒙河，英法對此大為震驚，慌忙派軍支援，福煦親赴前線，同意大利人協調英法各師的行動計劃。為了挽救戰局，英、法、意首腦和美國總統特使於11月7日在拉巴洛召開高階緊急會議，組成以福煦為首的最高軍事委員會，處理緊迫的軍事和政治問題，但仍沒有指揮和調動軍隊的權力。義大利戰線穩住剛過三個月，德軍又向鬆姆河地區的英軍發動猛攻。 1918年3月21日，埃裡希·馮·魯登道夫發動了最後的突襲。德軍迅速突破了英法聯軍的數道防線，兵鋒直指巴黎。嚴峻的形式使英法兩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黑格黑格和亨利·菲利浦·貝當發生了嚴重的戰略分歧——黑格要求加強北翼，保住通往英國的出海口，而貝當要求保衛巴黎。因此，撤退中的英法軍隊之間迅速出現了一個50英里寬的大缺口，情況變的極其嚴重。英國首相勞合·喬治馬上建議請福煦協調聯軍作戰，美國遠征軍司令約翰·約瑟夫·潘興也馬上表示了贊同。1918年4月14日，福煦在形勢極其不利的情況下就任協約國盟軍總司令。5月2日，這個權力擴大到義大利戰線。至此，聯軍指揮權完全統一，為協約國迅速走向全面勝利提供了有利條件。

　　福煦就任西線聯軍最高統帥後，很好地協調了聯軍間的行動，使之融為一體，頂住了德軍從4月9日開始的四次進攻，德軍傷亡達80萬。之後，德軍力量耗盡，喪失了進攻能力，輪到福煦採取行動了。 首先，福煦把矛頭對準德軍防線的三個突出地帶：馬恩河、亞眠和聖米耶爾。他認為，拔下這三顆釘子，德軍的防線就會崩潰，對聯軍的最後威脅也就消除了，同時還為大反攻掃清了道路。7月18日，以法軍為主力的聯軍開始向馬恩河地區德軍的環形防線發動進攻。8月6日，戰鬥勝利結束，德軍退過了維爾河和埃納河，再也威脅不到巴黎了。為此，福煦被法國政府授予元帥銜。兩天後，由英軍擔任主攻，很快結束了亞眠戰役，德軍總參謀長魯登道夫稱這一天為“德軍最黑暗的日子”。但德軍的悲劇並未結束，9月12日開始，美軍用不到30個小時的時間，又在聖米耶爾戰役中獲勝。

　　這時，協約國軍隊既佔有人力優勢，又掌握著充分的主動。福煦不給德軍以喘息的機會，毫不遲疑地發動了一個巨大的鉗形攻勢，以奪取包括奧爾努瓦和梅濟埃爾兩個重要交通樞紐的狹長地帶，截斷德軍的退路。德軍在這塊生死攸關的地方修築了堅固的防禦體系。福煦動用了220個師***其中60個後備師***。他的口號是“人人作戰”。戰鬥從9月26日開始，兩天後興登堡防線即全面崩潰。德軍開始從幾乎全部的法國領土和部分比利時領土上撤出，戰鬥轉化為激烈的後衛戰。到10月底，德軍再也打不下去了。德國的盟國一個接著一個垮臺，國內政局激烈動盪，很快爆發革命。

　　軍事家福煦的社會評價

　　福煦具有超凡的軍事協同組織能力，他成功地指揮英法美等協約國部隊取得了對德國最後決戰的勝利，也為未來戰爭中多國聯合部隊的統率、組織和作戰提供了重要的經驗。雖然他因崇尚進攻而受到批判，但正如他在1914年8月在阿登河磨朗日所取得的成功，以及在最後勝利中所顯示的那樣，他的理論並非如此簡單，他在戰後的書籍中表示，制定17號計劃的朗格梅鬆誤解了他的精神。另一方面，福煦則以頑固堅持反蘇政策和復仇主義而遭到歷史的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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