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三大差別是什麼?

General 更新 2024-05-30

毛主席說消滅哪三個差別

所謂的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可以說三大差別是人類不平等的根源。但是,社會現實愈是不平等,人們愈是強烈地追求平等。誠然,平等並不意味著平均,但是,如果貧富差距拉得過大,怎麼也算不得平等。在許多歷史情境下,平等和平均是可以劃等號的,因為只有把少數人佔有的大量財富分配到貧窮的多數人手裡,才可以實現平等。用平均的方式去實現平等,這並沒有錯。街上的乞丐永遠不會和億萬富翁平等;經濟不平等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

政治經濟學中三大差別是什麼?

一、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的兩個階段的提出,列寧關於兩個階段的論述。 馬克思沒有寫過專門論述共產主義的著作,一般都是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時,對比其弊病,順便指出共產主義社會的特徵;在同機會主義作鬥爭時,批判其錯誤,順便指出馬克思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的正確觀點。關於共產主義的兩個階段,就是在《哥達綱領批判》這本名著中第一次提出來的。 馬克思說:“這些弊病〔指按勞分配,仍然會出現窮富之分的不公平、不平等現象〕,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列寧後來在《國家與革命》中解釋說:‘通常叫社會主義,而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列寧選集》第三卷第250頁),在它經過長久的陣痛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形態中,是不可避免的。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結構所制約的社會文化發展。”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的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12頁) 列寧在論述他對《哥達綱領批判》關於“共產主義兩個階段”的理解,指出馬克思比較詳細地明確了共產主義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的區別。在《國家與革命》中,專門有一節“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指出馬克思不像拉薩爾那樣講一些含糊不清的話(如‘全部產品歸勞動者’),“而是對社會主義必須怎樣管理的問題作了冷靜的考察。馬克思在具體分析這種沒有資本主義存在的社會的生活條件時說道: ‘我們這裡所說的〔在分析工人黨的綱領時〕不是在他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因此它在各個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者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 這個剛剛從資本主義脫胎出來的在各方面還帶著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稱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實行按勞分配。只有到了“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才能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列寧指出:“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差別是很明顯的。馬克思把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稱作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既然生產資料已成為公有財產,那末‘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這裡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記這還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馬克思這些解釋的偉大意義,就在於他在這裡也始終應用了唯物主義辯證法,即發展學說,把共產主義看成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馬克思沒有經院式地臆造或‘虛構’種種定義,沒有從事毫無意義的字面上的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現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成熟程度的兩個階段。”(《列寧選集》第三卷第249-256頁)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即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信奉共產主義分兩個階段的學說。毛主席高度評價兩個階段的學說,指出:“現在我們說共產主義分兩個階段,即低級階段和高級階段。這是馬克思在當時社會發展條件下所做的科學預見。”接著又用發展的眼光指出:“進到高級階段以後,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一定會出現新的階段,新的目標一定又會提出來。”(《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下)第706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清樣本) 鄧小平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到1982年也承認:“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到了第二階段,即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可是沒幾年,他變了,不相信這種科學提法了。具體怎麼變的......

究竟誰先提出中國現代性“雙重說”

國內學界大都認為汪暉是1990年代最早對現代性問題進行批判性反思的知識分子。

1997年汪暉在《天涯》第5期發表長篇論文《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1998年在《文藝爭鳴》第6期發表該文的“增訂版”(最新版收入2008年三聯版《去政治化的政治:短二十世紀的終結與九十年代》中,以下為行文方便簡稱《當》)。在這篇影響頗大的文章中,汪暉批評1980年代以來流行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希望重新確認批判前提。這是對李澤厚“啟蒙/救亡”說的挑戰。因為,李澤厚以“啟蒙”隱喻對現代的追求,而用“救亡”隱喻對現代的拒絕,在為1980年代主流話語提供歷史合理闡釋的過程中,強化了傳統與現代的對立。為了超越這樣的語境下,汪暉用“雙重性”觀點分析了中國現代性的特殊形態。在《當》文“三種作為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一節中,下面一段文字很關鍵:

中國語境中的現代化概念與現代化理論中的現代化概念有所區別,這是因為中國的現代化概念包含了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內容的價值取向。像毛澤東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相信歷史的不可逆轉的進步,併力圖用革命的或“大躍進”的方式促成中國社會向現代化的目標邁進。他所實行的社會主義所有制一方面是為了建立富強的現代民族國家,另一方面又是以消滅工人和農民、城市和鄉村、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三大差別”這一平等目標為主要目的。通過公有化運動,特別是“人民公社”的建立,毛澤東使自己的以農業為主的國家實現了社會動員,把整個社會組織到國家的主要目標之中。對內,這是要解決晚清和民國政府都未能解決的國家稅收的問題,通過對農村的生產和消費的剝削為城市工業化積累資源,並按照社會主義的原理組織農村社會;在這個意義上,農村公有制是以更為深刻的城鄉不平等為前提的。[4] 對外,通過有效地將社會組織到國家目標中,使落後的中國社會凝聚成為一個統一的力量來完成民族主義任務。毛澤東本人多次談到他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是對孫中山的民主主義革命的繼承和發展,實際上是將這個革命理解為對上個世紀以來的整個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基本問題的解決,併為這個現代化運動制定未來的方向。[5]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一方面是一種現代化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是對歐洲和美國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批判;但是,這個批判不是對現代化本身的批判,恰恰相反,它是基於革命的意識形態和民族主義的立場而產生的對於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形式或階段的批判。因此,從價值觀和歷史觀的層面說,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一種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從政治後果方面來看,毛澤東消滅三大差別的社會實踐消滅了獨立於國家的社會範疇存在的可能性,不僅造成了一個前所未有、籠罩一切的龐大的國家體制,而且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組織到先鋒政黨的周圍。

在這段文字中,汪暉論述具體闡發中國現代性“雙重性”為何物,提出了“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該段只有兩註釋(《去政治化的政治》中未改動)。註釋[4]是1980年代著名的歷史學家金觀濤、劉青峰所著《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411頁-460頁。註釋[5]是《毛澤東選集》,1966年,610頁-650頁。在優秀歷史研究成果和第一手歷史材料的支持下,汪暉以現代性的悖論形態,提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一種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在下一段中,汪暉將這一觀點繼續發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並不僅僅是毛澤東思想的特徵,而且也是晚清以降中國思想的主要特徵之一。”

在早期關於中國現代性的論說中,還有一篇文章是李陀的《丁玲不簡單——毛體制下知識分子在話語生產中的複雜角色》(以下簡稱《丁》)。這是1993年6月......

毛時代:窮人命運比任何時期都更悲慘

不代表本人觀點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表示要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中國”。在與蔣介石爭天下的時候,他宣稱革命的目的是 推倒“壓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他要建立的是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自由的共和國。他為人民描畫的遠景如此美好, 因此無數心懷救國救民崇高理想的知識分子和廣大人民群眾,都把他看作“大救星”,投奔到他的旗幟之下,為他打江山了。

毛澤東建政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曾經通過一個《共同綱領》,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並明確表示:“中國 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以工人階級為領導。 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人民民 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

按照《共同綱領》的規定,那麼“新中國”是一個多黨制的民主國家,人民享有充分而廣泛的參政權,——多麼美好的制度呀!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奮臂高呼:“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一瞬確實大震人心,使全國人民感到揚眉吐氣,甚至激動得熱淚盈眶 了。他把在他的領導下建立的“新中國”命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體現了《共同綱領》的精神,確定“新中國”是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國家。他還允諾將來要 建設一個更加幸福的“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大同”世界,彷彿就在前面招手了。

毛澤東建立的政權,既然是受到全國人民擁護的,那麼“新中國”的江山,應該是固若金湯的了。受了8年抗戰和三年內戰之苦的人民,理應得到休養生息, 可是,曾幾何時,這個建政前由各民主黨派一致通過的《共同綱領》,卻被毛澤東一手撕毀了!他一點都不體恤人民的痛苦,三年兩頭地搞政治運動,他的同盟者, 經過歷次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都遭到無情的打擊,下場極其悲慘。

毛澤東在大陸建立政權後,立即於1950年開展鎮反運動,大殺國民黨軍政人員。據《新中國剿匪紀實叢書》的詳細統計,總共殺了258萬4千人。這裡 面有多少完全與國民黨無關的冤魂,甚至幫助共產黨革命有功者,野史上屢見記載,但無法統計。接著是土改運動,以極殘忍的手段大殺地主,估計殺了2百萬以 上;據有的專家估計,達300萬至500萬人。毛澤東宣揚土改是為“解放農業生產力”,可是實際效果適得其反。鬥地主嚇壞了中農,中農都不敢再積累財富 了,只怕有朝一日會遭到地主同樣的命運;而分到土地的二流子,既懶惰又不善耕作,這又怎能“解放農村生產力”!土改之後,毛澤東又發起農業合作化運動,進 一步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1959年的公社化運動,徹底剝奪了農民的土地——名為國有,後來證明實為黨官所有。

土改期間農民鬥地主、分田地,結果卻落到一場空。

毛澤東以發動土地革命爭取農民的支持,為他賣命;但奪取政權後,卻殘酷剝削農民,從農民身上榨取經濟建設所需的資金。他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暴力 脅迫農民賣“餘糧”,從他們口中奪取糧食,讓他們忍飢挨餓。他一手炮製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極大的不平等,城市人民享受的種種待遇,農民完全無份。大躍進 時把農民的口糧都徵了,造成大饑荒,四川、河南、安徽等省餓殍遍野,農民有的全家餓死,甚至成為鬼村。

1952年,毛澤東搞五反運動,矛頭對準資產階級,無數資本家被誣為“五毒俱全”的“大老虎”,被逼得跳樓自殺的不計其數。打老......

五·七指示的評價

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轉“五七指示”時指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從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此時已經把辦軍隊式的“大學校”與“黨政機關工作人員”聯繫起來,認為“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要這樣做。此時,他的思路已經向把幹部集中起來辦“大學校”轉變了。在這個“大學校”裡,不光是參加生產勞動,而且把生產勞動與學習軍事,學習政治,學習文化,批判資產階級聯繫起來。但是,毛澤東的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農民、解放軍、學校都辦這種“大學校”的同時,提了一下幹部。具體怎麼辦,他還沒有考慮好。按照《五·七指示》的設想,將會形成如下的社會:第一,一個逐步消滅分工的社會。按《五七指示》來做,每個單位都有工、有農、有學、有兵,從而可以自成體系,自給自足。社會各行業之間的專業區別將消失。很顯然,這是用自然經濟的思想來改造社會,同社會發展專業分工越來越細,生產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的趨勢背道而馳。第二,一個逐步消滅商品的社會。《五七指示》提出的“大學校”是對把人民公社辦成一個“小社會”這一思想的繼續和發展。毛澤東設想由軍隊帶頭,在各條戰線搞起來。但人民公社內部工、農、商、學、兵五業俱全,而“大學校”裡只有工、農、學、兵,砍掉了商業。這是毛澤東的疏忽嗎?不是。這是毛澤東經過60年代初期的幾年探索和研究之後,下了決心,要逐步消滅商品生產和貨幣交換制度。辦自給自足或半自給自足的“大學校”,是他設想出的消滅商品的途徑。第三,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毛澤東提出消滅社會分工和商品制度,目的是要消滅工農、城鄉、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這三大差別,實現人們在勞動、教育、物質生活方面的平等。但他不是在生產力極大發展的條件下來消滅三大差別,而是用平均主義的辦法消滅三大差別。

為什麼毛主席那麼受人尊敬

毛澤東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和領導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於一個農民家庭。辛亥革命爆發後在起義的新軍中當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求學。畢業前夕和蔡和森等組織革命團體新民學會。五四運動前後接觸和接受馬克思主義,1920年,在湖南創建共產主義組織。

1921年7月,出席中國共產黨建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任中共湘區委員會書記,領導長沙、安源等地工人運動。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1924年國共合作後,在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都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曾在廣州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主編《政治週報》,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後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指出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無產階級領導農民鬥爭的極端重要性,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思想。

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後,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他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並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到湖南、江西邊界領導秋收起義。接著率起義部隊上井岡山,發動土地革命,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同朱德領導的起義部隊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他任黨代表、前敵委員會書記,朱德任軍長。以他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在國民黨政權統治比較薄弱的農村發展武裝鬥爭,開創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和全國政權的道路。他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對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作了闡述。

1930年5月,寫《反對本本主義》,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同年8月,紅軍第一方面軍成立,任總政治委員。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選為主席。1933年,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從1930年底起,同朱德領導紅一方面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剿”。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領導集團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後,將毛澤東排斥於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他們執行不同的戰略和政策,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1934年10月,參加紅一方面軍長征。長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召開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10月,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到達陝北,結束長征。12月,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闡明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經過長征到達甘肅境內,先後同紅一方面軍會師。同年12月,同周恩來等促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這成為由內戰到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時局轉換的樞紐。1936年12月,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1937年夏,寫《實踐論》和《矛盾論》。

抗日戰爭開始後,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努力發動群眾,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建立了許多大塊的抗日根據地。這些抗日根據地大部分是在華北山區,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蘇北平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指導原則。在抗日戰爭時 期,他發表《論持久戰》、《〈共產黨人〉發刊詞》、《新民主主義論》等重要著作。1942年,領導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糾正主......

知識青年為什麼要上山下鄉?

中國當時為什麼會出現上山下鄉運動?紅衛兵運動持續兩年多,終於鬧得革命領袖也頭疼起來。儘管他們此前一再呼籲“復課鬧革命”,震盪和混亂卻無法制止。到1968年暑期、大學仍不招生,工廠仍不招工,六六、六七、六八3屆高中畢業生共400多萬人呆在城裡無事可做,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但領袖的號召力仍然無限。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文章引述了毛澤東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隨即在全國開展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活動。此後到1978年,有近2000萬知青上山下鄉,接受“很有必要”的“貧下中譁再教育”去了。但上山下鄉並非始自“文化大革命”,它從50年代便被倡導,至60年代而展開。對當時的知青來說,他們到農村去,是為了消滅“三大差別”,帶有積極的理想主義色彩,邢燕子、侯雋、董加耕等一大批優秀青年,便是他們的典型代表。因此,廣義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從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後經歷25年,知青總數達2000萬人左右。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特殊的歷史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條特殊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有寶貴青春的荒廢,有美好理想的破滅,有生活信心的動搖,更有一代知青的奮鬥業績。在國家最艱難的歲月,是他們同當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勞和智慧,支撐著共和國大廈。較之後來的青年,他們更多一些對人生艱辛的領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勞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單純字面上的含義,而是那段特殊經歷賦予他們的一種“資格”。

參考資料:www.xslx.com/...50.htm

毛主席對實事求是的詮釋到底是咋詮釋的?

伐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

什麼是實事求是?“實事求是”一詞,最早見於班固所著《漢書·河間獻王傳》。據書中記載:河間獻王劉德,是漢景帝的第三個兒子。他十分好學,從民間蒐集、抄錄了大批古書、善本,認真閱讀、研究,鑑別真偽,去偽存真。所以班固讚揚他:“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其原意是指探求學問,“務得事實,每求真是。”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毛澤東主席為整頓黨的作風,借用了“實事求是”這個概念,並作了新的解釋。早在1937年7月、8月間,毛澤東主席曾連續寫出《實踐論》、《矛盾論》兩篇光輝哲學著作,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系統地闡述了客觀事物內部聯繫、發展的規律性,以及理論、實踐的相互關係與作用。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說:我們必須認真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矢”,去射中國革命之“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他進一步解釋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這樣,就給“實事求是”賦予了新的含義。這就是從客觀存在的實際情況出發,作周密的調查,詳細地佔有第一手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進行科學的分析研究,從客觀事物本身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作為我們行為的嚮導。

知識青年插隊是什麼?

1966年----1977年,由於城市的初、高中的學生,沒有大學可上,又沒有就業機會,所以把大量的城市青年。下放的農村勞動。把農村本來的吃糧問題弄的更加艱險,知識青年沒有在農村得到應有的照顧,毛主席曾經發出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在教育,很有必要,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那裡是大有作為的”,所以,狂熱的青年來到農村後,遠不及他們想象的那麼美好,最骸在文革以後,除個別已婚的人外,其他都返回原城市。

當然在農村的一段時間的鍛鍊,磨練了他們一生的意志,無論現在他們遇到什麼艱難困苦,都難不倒他們。這一階段的經歷。是他們的寶貴精神財富。所以有很多知青,紛紛回到原來下鄉的地方,回味帶給他們一生寶貴財富的地方。來感謝當地人民的當年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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