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多少年不上朝?
為什麼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
朱翊鈞的老師、萬曆第一任內閣首輔兼萬曆新政的策劃與執行人張居正過世後，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一說是染上鴉片煙癮）。後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十七年（1589年），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萬曆皇帝為什麼連續28年不上朝？
萬曆皇帝是何時起不上朝的？據載，萬曆十四年後，神宗就開始連續不上朝。自萬曆十六年後，常朝也經常看不到神宗身影。萬曆十七年元旦後，神宗以日食為由免去元旦朝賀，此後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視朝。神宗整日在深宮中不理政事（但並非不關注國家大事，畢竟他是明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長達48年），沉浸在花天酒地中。每年不僅進行選美，還好營建，經常大興土木，他廿一歲時就開始籌建自己的陵園。總結歷朝歷代沸沸揚揚的不同見解，歸納古今中外紛紛擾擾的各類評價，對萬曆皇帝何以不上朝的原因，不外乎主要是三種（報復說、逃避說、吸毒說）。其實，筆者覺得導致萬曆皇帝長期不上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綜合性的，不能單純歸結為某一類，而是諸多因素摻雜其中相互起作用的結果。 其一，萬曆皇帝不上朝，是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在神宗看來，皇帝既要親政，大臣們就應當無為；皇帝既要無為，大臣們就更應當謙遜地表示順服。可是，皇帝這個萬人之上的權威，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成為封建體制乃至封建時代的一大悲劇。而萬曆皇帝又生逢末世，更難以擺脫這種體制的扼殺，徒添其悲劇的色彩。當時，皇帝再也不像人們曾經認為的那樣，是封建社會最高權力的擁有者，而是受到眾多因素制衡，尤其是受到文官集團的許多制約。一般講，明朝的政治體制和權力制衡，已與以往朝代有很大不同，自秦朝以來的皇權與相權之間矛盾在明朝已基本結束，文官制度卻日益成熟，勢力日益穩固，同時也更趨保守。所以，中央的權力爭奪已從皇帝和宰相之間變成皇帝和龐大文官集團之間的紛爭。從萬曆皇帝與文官集團的博弈中，我們不難看出：萬曆雖僅一人，但他是皇帝，擁有很大的權力；文官集團雖人數眾多，但單個權力不大，且未必團結一心。只不過，當他們在與皇帝的鬥爭中為了維護集團和各自的切身利益，能暫時擰成一股繩共同發力。這樣的一種政治環境，讓萬曆皇帝很是無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間，透過東林黨爭和國本之爭兩件大事，已經發現君主想做點事情，就會被文官不厭其煩進行阻撓阻擋，故而他不得不萌生一種“君願不能遂，還要受人擺佈”的悲觀情緒，逐漸喪失了年少時候對治國的熱情、對社稷的關注。於是乎，在與文官不斷抗爭卻常常不起作用的情況下，乾脆選擇了“無聲的抗議”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其二，萬曆皇帝不上朝，是對當時現狀的一種逃避。黃仁宇在其撰寫的《萬曆十五年》文末中總結，“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萬曆丁亥年的年鑑，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從這段文字裡，我們不難看出當時的現狀，那就是明朝社會此刻已經一塌糊塗，文臣多貪婪，武將多怕死。所謂的“東林七君子”，其實是腐儒誤國。試想，身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貴不可言，大權在握，卻令不能行、禁不能止，連個心腹干將都沒有，成為了真正的“寡人”一個，又能奈現狀如何？若與天下士子為敵，神宗不僅沒那個氣概，也沒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見心不煩”，選擇逃避的方式，尚且可過得安生些。其三，萬曆皇帝不上朝，是對言官制度的一種抵抗。明朝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儘管說來，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殘暴的君主也不......
萬曆皇帝二十幾年不上朝原因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封建王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儘管說來，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敢於罵皇上，直接罵，毫不留情地罵，在中國歷史上以明朝最為突出。明代再殘暴的君主也不願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實在氣極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頓而已。
明亡於萬曆皇帝的說法由來已久，這種觀點緣於萬曆皇帝30年怠政，表現有所謂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萬曆執政前10年，是明朝一個輝煌的瞬間，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萬曆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也是被言官罵成這樣子的。
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曆皇帝指著鼻子破口大罵，把萬曆皇帝描繪成一個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總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無是處的皇帝。這根本不是進諫，簡直就是人身攻擊、誹謗侵犯名譽。但萬曆皇帝最後給他的處分不過是革職為民。
這以後，給萬曆皇帝上書進行無端謾罵的官員更是絡繹不絕，對這種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謾罵，皇帝沒了脾氣，只能裝聾子不理睬。雒於仁還有一個革職的處分，後來者，則乾脆什麼處分都沒有。萬曆皇帝選擇了沉默，選擇了躲避，選擇了“六不做”，任由他們去罵吧。
勇於進諫、盡人臣之責本是件好事，但無端地放縱，獎罰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進諫的本意，最終反倒嚴重干擾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行。這也許值得我們借鑑吧。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在明朝，這些文官“罵聲猛於虎”。皇帝尚且如此忍讓，何況那些舞刀弄槍的武將？能幹的人都給罵下臺，大明朝靠什麼來支撐？可見，萬曆不上朝的原因，就是被言官給罵的。
萬曆皇帝后來為什麼幾十年都不上朝。
萬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身體虛弱，每況愈下。因此，朱翊鈞執政中後期，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萬曆三大徵”中邊疆大事的處理，都是通過諭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在三大徵結束之後，朱翊鈞對於大臣們的奏章的批覆，似乎更不感興趣了。同年，禮部主事盧洪春奏曰：朱翊鈞“日夜縱飲作樂”。從同年起，為爭立皇太子，演成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時，又發生了晚明歷史上著名的梃擊案，作案的是一個名叫張差的薊州男子，史稱“梃擊案”。起初，皇太子也以為“必有主使”。是時，鄭貴妃一再指天發誓，自明無他。朱翊鈞見事涉鄭氏，加上多年來人們一直議論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燒自己，很快就親自定張差為“瘋癲奸徒”，並命“毋得株連無辜，致傷天和”，只處決張差及與之有關的太監龐保、劉成二人。並特地為此於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態，二十五年來第一次召見大臣，宣佈他的命令，將此案草草收場。
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萬曆十七年（1589年），朱翊鈞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至於貪財一事，朱翊鈞他在親政以後，查抄了馮保、張居正的家產，就讓太監張誠全部搬入宮中，歸自己支配。為了掠奪錢財，他派出宦官擔任礦監稅使，四處蒐括民財。
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謝傑批評朱翊鈞荒於政事，親政後政不如初：“陛下孝順父母、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約開支、聽取意見、親人和賢人，都不能夠像當初一樣。”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內閣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于慎行、趙志皋、張位和沈一貫等四位國家重臣雖對政事憂心如焚，卻無計可施，僅能以數太陽影子長短來打發值班的時間。萬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臺省空虛，那些致力於廢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從來沒有一個接見大臣，天下將要淪陷的憂慮。”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風憲重地空署幾年，六科只剩下四個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後並沒有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曆對於日軍攻打朝鮮、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反應，表示雖然忽略一般朝政，還是關心國家大事，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另有說法是萬曆皇帝執政後期荒於政事，因無像張居正的人可以督導、國本之爭等問題而倦於朝政，自此不上朝
萬曆為什麼20年不上朝
明朝是中國很有特點的一個朝代，除了六部官員之外，明朝還有其特別的內閣制，張居正希望萬曆不上朝，因為那樣更有利於他的掌控國家，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
萬曆皇帝30年沒上朝。是不是真的？
樓主你好。這是不大可能的。明史被滿清改過了。樓主你仔細想想一膽皇帝不理國事國家還可以支持嗎。明朝的內閣可以幫助皇帝甚至是代替皇帝，但大事內閣也無法做主。萬曆30年不上朝那明朝真的還可以支撐嗎？再荒淫無道的皇帝他也知道國家沒了他也活不成了。明史中的大量事件被滿清改動了
為什麼萬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
自從萬曆十五年（1587）起，萬曆就不怎麼上朝了，經常是“偶有微疾”，開始還真是“偶有”，後來就變成常有，“微疾”也逐漸變成“頭暈眼黑，力乏不興”，總而言之，大臣們是越來越少見到他了。
必須說明的是，萬曆是不上朝，卻並非不上班，事情還是要辦，就好比說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單位，改在家裡辦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見幾個人外，也沒什麼不同，後世一說到這位仁兄，總是什麼幾十年不幹活之類，這要麼是無意的誤解，要麼是有意的汙衊。
在中國當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風險也大，屁股上坐的那個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但凡在位者，除了個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懷疑主義者，見誰懷疑誰，今天這裡搞陰謀，明天那裡鬧叛亂，日子過得那叫一個懸，幾天不看公文，沒準刀就架在脖子上了。
萬曆自然也不例外，事實上，他是一個權力慾望極強，工於心計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實，卻無人察覺背後隱藏的奧祕：
在他之前，有許多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費盡心力，日子過得極其辛苦，卻依然是腦袋不保，而他幾十年不上朝，誰都不見，卻依然能夠控制群臣，你說這人厲不厲害？
嘉靖和萬曆皇帝分別多少年沒上朝
嘉靖皇帝25年不上朝
萬曆皇帝罷政二十七年
明萬曆皇帝28年不上朝理政但為什麼沒有亡國？
我一直認為歷史就是一個淘氣的孩子，總喜歡開玩笑，歷史也是一個聰明的孩子，淘氣歸淘氣，雖然有時候很叛逆，不按發展規律，弄出一些四不像的東西來，但是，他明白過來，還是會老老實實的遵守社會發展的規律。 熟知明朝歷史的人都知道，萬曆的懶惰是出了名的，這哥們創造了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記錄，長達28年沒有上朝。這讓人很疑惑，按照我們所學的歷史觀，一個國家沒有了領導，別說了28年了，就一天，國家都會亂，那28年最高領導都不上朝，那國家豈不早亡了，但是，偏偏，明朝就沒滅亡，反而是亡在精明能幹的崇禎手裡。 這是什麼原因呢？ 原因在明朝形成一套完整成熟的官僚體系和社會體系。在這個體系下，即使皇帝天天不上早朝，國家照樣可以按部就班的運行。當然，這種體系只適合當時的小農經濟社會。它只求社會穩定，而不求社會發展，這種穩定是以犧牲社會發展為前提的。所以，即使明朝出了那麼多的昏君，明朝依然存在了200多年，但是，我們說過，當時是小農經濟，一旦，出現天災人禍，農民們面臨的就是生存危機，而由於官僚體系本身的弊端，在出現災難的情況下，根本無法有效的讓農民們得到救助，反而會加深災難的程度，這樣的後果就是，農民起義，通讀歷史書，就會發現，農民起義，都是在面臨災難的情況下，被動的開始。 官僚體系是怎麼運作的呢？首先，官僚體系是皇帝為統治國家而建立的，但是，體系的完善卻是靠官員們自己去完善的。其次，相權和皇權進行有效的分割。雖然明朝沒有丞相，但是，首輔承擔著和丞相一樣的職責，對於政府來說，首輔才是政府的首腦，皇帝只不過是國家的象徵而已。最後，就是廣大官員們絕對權威的建立，老百姓是“子”，官員們是“父母”，這樣老百姓無論在法律還是道德之下，都必須服從政府也就是官員們的權威。 而社會體系則是尊卑有序，子承父業。所謂尊卑有序就是：長尊幼卑、男尊女卑、官尊民卑等等，本來商人在當時是沒地位的，但是，官商勾結自古有之，有些商人還可以捐官，所以，我們還可以是說，富尊窮卑。而子承父業則是，你爹是做什麼的，你就得做什麼，你爹是農民，那你就得種地，你爹當官，那你也可以選擇入仕。你唯一能夠改變自己命運的就是通過科舉來實習，和現在的孩子想通過上大學改變命運是一樣的。 可以說，帝國裡的每一個人都牢牢的控制在社會體系和官僚體系之中，和一個棋子一樣，按部就班循規蹈矩的過完自己的一生。所以，明朝的皇帝即使連續長時間的不上朝，帝國的運作也不會遭到破壞，照樣可以正常運轉。 但是，崇禎一上臺，明朝就滅亡，這又是什麼原因？首先，崇禎大權獨攬，將相權剝奪，導致相權和皇權無法形成一定的制約關係，因為，造成了崇禎的獨斷專行，我們都知道，人一輩子是不可犯錯誤的，尤其是在內憂外患的狀態下，往往一個錯誤的決定，導致的就是全局的失敗。其次，官僚體系的不穩定。崇禎用人多疑，官員調動頻繁，導致了官僚體系的不穩定。在軍事上，崇禎的多疑和獨斷專行也導致大明軍隊在內外戰爭中連續失利，典型例子就是殺袁崇煥，不僅導致遼東邊防再無良將，也導致官員們的兔死狐悲之感。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所說，崇禎這個人運氣太不好，如果是太平年份，也許，崇禎還能夠多撐幾年，但是，他首先遇到了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這兩個軍事強人，導致明軍一再失利，而失利的後果就是軍費的增加，而軍費增加的後果就是賦稅一增再增，這些都轉嫁到普通老百姓身上。然後，他又遭遇了天災，西北等地連續三年大旱，如前文所說，官僚體系對天災不僅是無能無力，反而還會加重災難，這時候歷史和崇禎開了一個小玩笑，他想精簡公務人員，節約開支，卻只能從驛站下手，結果一個叫李自成的小公務員下崗了。 崇禎確實是一個很勤奮的人，但是，他的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