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難題的意義何在?

General 更新 2024年4月15日

李約瑟難題對現實的意義

借鑑與啟示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這二十年改革開放的強勁動力,使中國科技迎來了新的春天,各個學科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總的來說,我們與發達國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國內生產總值雖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競爭力卻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學研究和專利指標的國際競爭力分別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競爭力遠遠落後於經濟競爭力。我國科技論文的發表數量也比較少。據瑞士洛桑國防管理開發研究院的統計,1997年我國在國際上發表的論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學論文索引》上發表的論文數居第12位,僅佔當年世界論文總量的1.6%,相當於美國的6%,英國的19%。世界發表論文最多的200所大學沒有一所是中國內地的。再如,美國現在每年申請國內發明專利20多萬件,日本40多萬件,我國只有1.3萬件。看來,在經濟有了長足進步的今天,我們依然沒有擺脫“李約瑟難題”的困擾。

“李約瑟難題”的解究竟在哪裡?即怎樣甩掉中國科技落後的帽子,或者說怎樣能使科技與經濟協調發展,同頻共振?科學發展的實踐反覆證明,人是第一生產力的開拓者,科技人才的數量和質量的高低,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國曾開展了一次建國後最大規模的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計算結果顯示,我國公眾理解科學對社會影響的比例為3.3%,瞭解科學研究過程的比例為2.7%,具備科學素養的比例僅為0.3%。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佈的《世界科學報告》資料,每千人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日本為 4.7人,美國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為2.8人,歐共體12國平均為1.9人,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為1人,而我國只有0.4人。上面兩組數字對破譯“李約瑟難題”的解頗有幫助,西方發達國家正是在人才上佔有數與質量的絕對優勢,科學技術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個科技人才缺乏的國家,也必然會處在科技落後的尷尬境地。

應當看到,科學思想在中國這塊古老土地上紮根和探求不夠,是一個非常要害的歷史和社會根源。中國科學家與外國科學家從素質上比,差距並不明顯。美國社會科學家朱克曼曾對313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做過分析,發現躋身於一個優秀的科學家團體,得到過名師指教者頗多,僅英國卡文迪什實驗室就誕生過17個諾貝爾獎獲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國為何至今與諾貝爾科學獎無緣的原因時認為,西方科學有著良好的“求異”傳統,所以他們總是刻意求新。而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視思想“守一”和“齊一”的思想控制,嚴重地影響了科學的萌芽,抑制了人們的創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為21世紀定調的主旋律是科學技術,它能否成為一個民族的興奮點乃至注意力,最該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這就同為“李約瑟難題”的難之處和解之處。

決定科學盛衰的鑰匙在哪裡?“李約瑟難題”及他的解給我們帶來的啟示應該是明確和清醒的,這就是要以戰略性的眼光和任務,把大力培育科學精神賴以生長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養的步伐,切實作為我們偉大而古老的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強手之林的關鍵性鏈條和槓桿性環節。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趕超先進、重塑輝煌,才能迎來日新月異、鳥語花香的科學春天!

科學技術史上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是什麼?它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是什麼

李約瑟難題:

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

其實這是個偽命題,中國古代對人類技術發展有很多重要貢獻是沒錯,但僅僅限於技術而已,而科學體系是完全基於希臘羅馬那一套建立起來的,中國古代並沒有成體系的科學系統,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加上沒有現代學校體系,官方也不重視,導致很多技術失傳。

而工業革命,電氣革命正是建立在牛頓力學,麥克斯韋電磁學理論先行的基礎之上的。

現實意義,就是要重視基礎科學、理論科學,只有基礎科學、理論科學發展才能帶來真正飛躍性的技術革命。

弘揚傳統文化的意義?目的?影響?

弘揚傳統文化的意義,我個人覺得可以起到教化人們道法自然,為構建和諧社會出力的作用。其目的是通過傳統文化的學習,尋求人們精神上的富足,如“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告誡大家追求物質,更應注重精神生活,又如傳統的儒家經典大學裡講,古之聖哲教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千古聖人,教化為根。學習、弘揚傳統文化,對探求事物本源,增強民族自信和凝聚力,讓中華優秀文化傳向世界等具有深遠的影響。

為什麼中國人缺乏科學創新能力?

1.“李約瑟難題”的思考

我們所要討論的科學創新能力,是指在學術與知識領域內一種根本性的創造力,其核心問題是基礎科學的創新能力,主要是自然科學,但有些問題也會涉及人文及社會科學。所謂科學創新,簡而言之,就是指由我們自己在科學研究上提出一些新的有生命力的方向,並且能吸引西方科學家跟著我們提出的方向來做,這是最基本的定義;其次,如果我們能在西方科學家提出的方向上解決了重大的科學問題,也是一種創新。但在科學研究上,提出重大問題往往比解決重大問題更有價值。另外還要說明的是,中國古代只有科技而沒有科學,近代科學知識都是從西方引進來的,科學這個概念是具有特定涵義的:它是指建立在邏輯—數學推理基礎上的一種抽象構造的世界觀。如果按照上述定義來看,中國至今還鮮有重大的科學創新,尤其是方向上的創新可以說根本沒有。中國人到了歐美以後有不少取得重大科學成就的,但這並不是我們自己的成就,而只能說明人家的成就,關鍵是我們自己還沒有培養出一流的科學家來。正如陳省身教授在一次演講中談到的:“香港中文大學有一位英國先生跟我說,你們中國還沒有自己訓練成的第一流科學家。李濟之先生也說過,科學在中國沒有生根,我都有同感。其實中國訓練成的第二、三流科學家有幾人?”(《九十初度說數學》)甚至還有人斷言,中國科學的創新能力相對來說是在逐漸退步的,以前我們還能培養出一個陳景潤,而現在連像陳景潤這樣的科學家也培養不出來了。總之,中國人缺乏重大的科學創新能力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在基礎科學方面。這就說明阻礙我們科學創新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還根本沒有解決。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阻礙了我們的科學創新呢?眾所周知,在科學史上有一個著名的“李約瑟難題”:中國古代的科學(實用)技術和經濟水平一直遙遙領先於歐洲,那麼為何近代科學並沒有在中國誕生,它僅僅只發生在17世紀的歐洲?這個問題實質上與我們提出的問題是一樣的,即為什麼中國人缺乏重大的科學創新能力,同時也說明了真正的原因並不在於技術和經濟方面。因此,我們就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中國經濟實力發展上去了,中國人的科學創新能力就一定會跟著提高,甚至超過西方的水平。很可能會出現類似於日本的情況: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科學技術與科學知識上會不斷縮小距離,但在重大科學創新能力(即科學核心競爭力)和科學思想上仍遠遠落後於西方。形象地說,就是我們只能跟著人家跑,儘管有時也會追上他們,但是由於我們不會去探索新的方向,只能跟著人家開闢的方向跑,這樣就會永遠處於落後的地位,儘管也不至於落後太遠,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落後感就很難克服掉。

根據有關文獻,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探討中國科學缺乏創新能力的根源何在。

第一種解釋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本就缺乏西方近代科學的理性精神,因此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缺乏科學思維的習慣及觀念。這一點亦為對傳統文化持最保守立場的新儒家們所承認:“此種科學之精神,畢竟為中國先哲之所缺。”(牟宗三等:《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西方近代科學具有兩個來源。一個來源是古希臘哲學,尤其是畢達哥拉斯與柏拉圖的哲學思想,簡單地說,科學創新最重要的就是要形成概念及假設,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數理分析之能力,這就是科學的方法論。另一個來源是基督教精神,尤其是新教倫理要求每個人的靈魂直接面對上帝之教義,對西方科學家的精神人格是影響巨大的,正如愛因斯坦指出的:在西方“你很難在造詣較深的科學家中間找到一個沒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正是這種宗教意識促使他們能夠深入地去探索上帝創造世界的奧祕之所在,這就是進行科學探索的“無窮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科學的......

中國人為什麼缺乏科學創新能力

1.“李約瑟難題”的思考

我們所要討論的科學創新能力,是指在學術與知識領域內一種根本性的創造力,其核心問題是基礎科學的創新能力,主要是自然科學,但有些問題也會涉及人文及社會科學。所謂科學創新,簡而言之,就是指由我們自己在科學研究上提出一些新的有生命力的方向,並且能吸引西方科學家跟著我們提出的方向來做,這是最基本的定義;其次,如果我們能在西方科學家提出的方向上解決了重大的科學問題,也是一種創新。但在科學研究上,提出重大問題往往比解決重大問題更有價值。另外還要說明的是,中國古代只有科技而沒有科學,近代科學知識都是從西方引進來的,科學這個概念是具有特定涵義的:它是指建立在邏輯—數學推理基礎上的一種抽象構造的世界觀。如果按照上述定義來看,中國至今還鮮有重大的科學創新,尤其是方向上的創新可以說根本沒有。中國人到了歐美以後有不少取得重大科學成就的,但這並不是我們自己的成就,而只能說明人家的成就,關鍵是我們自己還沒有培養出一流的科學家來。正如陳省身教授在一次演講中談到的:“香港中文大學有一位英國先生跟我說,你們中國還沒有自己訓練成的第一流科學家。李濟之先生也說過,科學在中國沒有生根,我都有同感。其實中國訓練成的第二、三流科學家有幾人?”(《九十初度說數學》)甚至還有人斷言,中國科學的創新能力相對來說是在逐漸退步的,以前我們還能培養出一個陳景潤,而現在連像陳景潤這樣的科學家也培養不出來了。總之,中國人缺乏重大的科學創新能力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在基礎科學方面。這就說明阻礙我們科學創新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還根本沒有解決。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阻礙了我們的科學創新呢?眾所周知,在科學史上有一個著名的“李約瑟難題”:中國古代的科學(實用)技術和經濟水平一直遙遙領先於歐洲,那麼為何近代科學並沒有在中國誕生,它僅僅只發生在17世紀的歐洲?這個問題實質上與我們提出的問題是一樣的,即為什麼中國人缺乏重大的科學創新能力,同時也說明了真正的原因並不在於技術和經濟方面。因此,我們就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中國經濟實力發展上去了,中國人的科學創新能力就一定會跟著提高,甚至超過西方的水平。很可能會出現類似於日本的情況: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科學技術與科學知識上會不斷縮小距離,但在重大科學創新能力(即科學核心競爭力)和科學思想上仍遠遠落後於西方。形象地說,就是我們只能跟著人家跑,儘管有時也會追上他們,但是由於我們不會去探索新的方向,只能跟著人家開闢的方向跑,這樣就會永遠處於落後的地位,儘管也不至於落後太遠,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落後感就很難克服掉。

根據有關文獻,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探討中國科學缺乏創新能力的根源何在。

第一種解釋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本就缺乏西方近代科學的理性精神,因此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缺乏科學思維的習慣及觀念。這一點亦為對傳統文化持最保守立場的新儒家們所承認:“此種科學之精神,畢竟為中國先哲之所缺。”(牟宗三等:《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西方近代科學具有兩個來源。一個來源是古希臘哲學,尤其是畢達哥拉斯與柏拉圖的哲學思想,簡單地說,科學創新最重要的就是要形成概念及假設,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數理分析之能力,這就是科學的方法論。另一個來源是基督教精神,尤其是新教倫理要求每個人的靈魂直接面對上帝之教義,對西方科學家的精神人格是影響巨大的,正如愛因斯坦指出的:在西方“你很難在造詣較深的科學家中間找到一個沒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正是這種宗教意識促使他們能夠深入地去探索上帝創造世界的奧祕之所在,這就是進行科學探索的“無窮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科學的宗教精神》)默頓在談......

中國人為什麼缺乏科學精神?

——關於中國科學創新能力問題的思考呂陳君1.“李約瑟難題”的思考我們所要討論的科學創新能力,是指在學術與知識領域內一種根本性的創造力,其核心問題是基礎科學的創新能力,主要是自然科學,但有些問題也會涉及人文及社會科學。所謂科學創新,簡而言之,就是指由我們自己在科學研究上提出一些新的有生命力的方向,並且能吸引西方科學家跟著我們提出的方向來做,這是最基本的定義;其次,如果我們能在西方科學家提出的方向上解決了重大的科學問題,也是一種創新。但在科學研究上,提出重大問題往往比解決重大問題更有價值。另外還要說明的是,中國古代只有科技而沒有科學,近代科學知識都是從西方引進來的,科學這個概念是具有特定涵義的:它是指建立在邏輯—數學推理基礎上的一種抽象構造的世界觀。如果按照上述定義來看,中國至今還鮮有重大的科學創新,尤其是方向上的創新可以說根本沒有。中國人到了歐美以後有不少取得重大科學成就的,但這並不是我們自己的成就,而只能說明人家的成就,關鍵是我們自己還沒有培養出一流的科學家來。正如陳省身教授在一次演講中談到的:“香港中文大學有一位英國先生跟我說,你們中國還沒有自己訓練成的第一流科學家。李濟之先生也說過,科學在中國沒有生根,我都有同感。其實中國訓練成的第二、三流科學家有幾人?”(《九十初度說數學》)甚至還有人斷言,中國科學的創新能力相對來說是在逐漸退步的,以前我們還能培養出一個陳景潤,而現在連像陳景潤這樣的科學家也培養不出來了。總之,中國人缺乏重大的科學創新能力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尤其是在基礎科學方面。這就說明阻礙我們科學創新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還根本沒有解決。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阻礙了我們的科學創新呢?眾所周知,在科學史上有一個著名的“李約瑟難題”:中國古代的科學(實用)技術和經濟水平一直遙遙領先於歐洲,那麼為何近代科學並沒有在中國誕生,它僅僅只發生在17世紀的歐洲?這個問題實質上與我們提出的問題是一樣的,即為什麼中國人缺乏重大的科學創新能力,同時也說明了真正的原因並不在於技術和經濟方面。因此,我們就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中國經濟實力發展上去了,中國人的科學創新能力就一定會跟著提高,甚至超過西方的水平。很可能會出現類似於日本的情況: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科學技術與科學知識上會不斷縮小距離,但在重大科學創新能力(即科學核心競爭力)和科學思想上仍遠遠落後於西方。形象地說,就是我們只能跟著人家跑,儘管有時也會追上他們,但是由於我們不會去探索新的方向,只能跟著人家開闢的方向跑,這樣就會永遠處於落後的地位,儘管也不至於落後太遠,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落後感就很難克服掉。根據有關文獻,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探討中國科學缺乏創新能力的根源何在。第一種解釋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根本就缺乏西方近代科學的理性精神,因此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缺乏科學思維的習慣及觀念。這一點亦為對傳統文化持最保守立場的新儒家們所承認:“此種科學之精神,畢竟為中國先哲之所缺。”(牟宗三等:《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西方近代科學具有兩個來源。一個來源是古希臘哲學,尤其是畢達哥拉斯與柏拉圖的哲學思想,簡單地說,科學創新最重要的就是要形成概念及假設,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數理分析之能力,這就是科學的方法論。另一個來源是基督教精神,尤其是新教倫理要求每個人的靈魂直接面對上帝之教義,對西方科學家的精神人格是影響巨大的,正如愛因斯坦指出的:在西方“你很難在造詣較深的科學家中間找到一個沒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正是這種宗教意識促使他們能夠深入地去探索上帝創造世界的奧祕之所在,這就是進行科學探索的“無窮的毅力和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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