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孔子 ?

General 更新 2024-06-01

如何評價孔子

孔子是一個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個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個品德高尚的知識份子。他正直、樂觀向上、積極進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會。他的成功與失敗,無不與他的品格相關。他品格中的優點與缺點,幾千年來影響著中國人,特別是影響著中國的知識份子。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孔子63歲時,曾這樣形容自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當時孔子已帶領弟子周遊列國9個年頭,歷盡艱辛,不僅未得到諸侯的任用,還險些喪命,但孔子並不灰心,仍然樂觀向上,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安貧樂道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孔子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但他的安貧樂道並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貴,只求維護道,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孔子也曾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孔子以好學著稱,對於各種知識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因此他多才多藝,知識淵博,在當時是出了名的,幾乎被當成無所不知的聖人,但孔子自己不這樣認為,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孔子學無常師,誰有知識,誰那裡有他所不知道的東西,他就拜誰為師,因此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張直道而行,他曾說:“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記》載孔子三十多歲時曾問禮於老子,臨別時老子贈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這是老子對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問題太深刻,講話太尖銳,傷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危險。

與人為善

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毋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準則。

我們應該怎樣評價孔子

今天我們如何評價孔子?——兼談孔子學院現象

從現在向古代追溯,中國人對孔子的評價大致經歷過6個時期。

董仲舒之前,是平等差勝期。所謂平等,即儒學尚未獨尊,孔子與其他9流10家代表人物基本處於平等地位。所謂差勝,意思是略勝一籌。由於孔子四處遊走,專向執政者推銷學術,其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七,籍貫遍佈當時華夏大陸的大部分國家,又到處宣揚老師學說,所以名聲上佔很大便宜。從董仲舒到“五四 ”,是絕對尊崇期。對孔子的評價,不管來自官方還是民間,都是“素王”稱號——比掌實權的皇帝還高貴的知識王、思想王,後乾脆上升為“大成至聖先師”。“ 五四”是絕對批判期。以“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為代表,包括早期共產黨人陳獨秀、早期自由主義者胡適、早期白話文學家魯迅等,基本上都對孔子持批判態度。“文革”及前17年,是曖昧、猶疑和擺盪期。所謂曖昧,是態度不明朗;所謂猶疑,是不知道怎麼做好;所謂擺盪,是一會兒東一會兒西。原因在於,學術不是客觀研究而隨最高領袖的指示定奪。在毛澤東沒有確定採取何種態度前,學界中人只能猜測。就連解放後被指定為代替魯迅地位的文化班頭、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也不敢隨便置喙。直到毛澤東憤怒道出“孔學名高實秕糠”,你“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時【1】,郭才明白,秦始皇不能批,孔子不能贊。“批林批孔”是絕對否定期,孔子被戴上“復辟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去年以來,孔子名聲又扶搖而上升,正在走向新一輪迷信。有人在大眾傳媒上瞎講《論語》卻能走紅,就是最明顯的表徵。

上面6個時期共產生了4種評價(因為曖昧、猶疑和擺盪不算評價):一是孔子被平等視為一個學派的代表人物;一是絕對尊崇並匍匐於孔子腳下,以孔子是非為是非;一是絕對批判;一是徹底否定。從4種評價又能發現一條規律:不同評價都是在不同社會集體心理氣候中發生並展開的。在第1種評價中,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基本處於變動、開放和進步時代,各種學術大體可以百花齊放。在第2種評價中,中國社會進入固定、僵化和退步時代,所有學術被取締,科學也被視為“玩物喪志”之物,只剩下了儒學和“科舉”。在第3種評價中,中國社會亦處於變動、開放和進步時代,各種學術可以自由討論。在第4種評價中,社會(如“文革”)又進入固定、僵化和退步時期,學術也處於了單調的“黃茅白葦”之中。

如果今天某些“磚家”和教授能像董仲舒先生那樣,靠自己油滑的三寸不爛之舌,或靠銷量大增、瘋狂斂錢而又試圖充當“社會主義繁露”之類的大作,來使儒學重新定於一尊,而中國所有的傳媒、知識分子和工農大眾也全都傻到箭穿雁口、默不做聲的地步,那麼,中國社會是有可能重新回到“絕對尊崇期”或“第 2種評價”之中的。這當然是一種倒退,一種悲哀!但如果真的回到了這種社會和這個時期,這些偽董仲舒先生們也絕對沒有什麼好果子吃。最先倒黴的一夥,很可能就是他們!【2】

但,這只是他們一廂情願的設想。

首先,做董仲舒是需要勇氣的,而今天這些所謂的董仲舒們,我敢說,是沒有這種勇氣的。他們要的只是錢和名,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要求獨尊儒術而與馬克思主義叫板,只能從旁敲邊鼓,糊弄民眾。其次,是傳媒、知識分子和工農大眾也不可能全都默不做聲,任隨他們信口雌黃。“嘻,不要以為穿上了紅馬甲,就認不出你了?”

如前已知,歷史上對孔子的評價是多樣的而不是一種,也不是隻能尊崇不能批判。

事實上,平等視孔子為學術大師之一,或直接批判孔子,都不會亡國,相反倒是在皇帝命令(如劉徹、朱元璋)下的絕對尊崇,或政治操縱(如江青等)下的絕對否定,才會走向“萬馬齊喑”的亡國邊緣。......

如何評價孔子

1、孔子

孔子是我國古代最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之一。他還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在天道觀上,孔子不否認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對其持懷疑態度,主張“敬鬼神而遠之”。 孔子與孟子並稱“孔孟”,孔子被尊為“至聖”,孟子為“亞聖”。

2、秦始皇

正面

秦始皇在位之時,吞併六國,併發兵南征北討,史載“百越之地,盡皆俯首”、“北擴千里”“秦王掃六合”。按戰國地圖看,領土幾乎比戰國七雄控制範圍擴大了一倍。而且秦始皇“設定郡縣”,對征服後的土地注重統治和制度建設,不似其它同時代的征服者如馬其頓的亞力山大,或羅馬的愷撒只重征服,不重製度建設;因此使統一的土地統治穩固,這才為中國現在的版圖奠定了基礎。後人認為,“功莫大過秦皇漢武”。意指秦始皇在功績方面,排在漢武帝之前,歷史上無出其右。

秦國自商鞅變法以來重視以法治國,秦始皇繼承了這個傳統,十分推崇法家人物韓非,曾自嘆“若與其同遊,則無恨矣”。對將領賞功罰罪,皆依法。秦始皇雖專制,認為“朕即天下”,但有秦一代,仍是依法治國。陳勝、吳廣起義,其理由也是“秦法嚴苛”,其罪當死,不得不反,乃是法逼民反。而並非如後世“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那般因嚴重腐敗,而官逼民反。後世儒家倡導人治,治國不依法,由君主一言而決,而至今日人治之風,馬屁之風猶在。

秦始皇首創驛站制度,並修驛道。為龐大帝國的政令通達以及由此而來的郡縣制皇權國家奠定了技術基礎。相比分封制這種貴族政治,無疑是一大歷史進步。現代國家的文官制度和軍隊制度就是起源於此。

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國為之後近一千七百年的時間,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先進於西方,從而比西方發達奠定了基礎。所謂“漢承秦制”,“自秦以來,其制未變”,“百代都行秦政法”。兩千年的皇權時代的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基本上沿襲了秦朝的制度。

負面:

因為秦始皇推行“以法治國”的法家學說,而其後中國曆代統治者都推行以仁愛,中庸為核心的儒家學說。因此,秦始皇常作為負面典型出現在各種散文、史籍中。如賈誼的《過秦論》等。

秦始皇被很多史學家看作是一個暴君,為了權力可以不擇手段。萬里長城、秦馳道、靈渠、阿房宮及秦始皇陵等的規模均極為龐大,勞動舉國的人口興修,不少文獻均斥責在工程進行時造成不少人命死傷,但另一方面卻使各地的交通進一步發展,有助日後交通、經貿、以及各民族之融合。故此,一直成為史學家對於秦始皇功大還是過大的爭論點。

3、漢武帝

漢武帝劉徹(前156年—前87年),漢族,是漢朝的第7位皇帝,中國古代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詩人、民族英雄。

漢武帝是第一個用“罪己詔”進行自我批評的皇帝。

徵和四年(公元前89年),漢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給百姓造成了痛苦,從此不再窮兵黷武、勞民傷財,甚至表白內心悔意。這就是《輪臺罪己詔》。這份詔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詔。

敢於罪己,置自己過失於天下輿論中心,漢武帝無疑是第一人!至此,後代皇帝犯了大錯,也會下“罪己詔”,公開認錯,展示明君姿態。

直言敢諫的汲黯曾批評漢武帝:皇上殺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寬恕,這樣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會被殺光。漢武帝不為所動,漠然一笑:何世無才,只是人主沒有識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夠辨明人才,何必擔心天下無才?(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群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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