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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更新 2024年05月17日

  企業投資決策是現代財務管理三大內容之一,對企業投資決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企業視角和管理者視角兩個層面。下文是小編為大家蒐集整理的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篇1

  淺談外資企業投資區位決策模式

  摘要:在企業目標的指導下,外資企業在一個地區投資的規模與結構取決於兩個因素:企業自身優勢和當地投資環境。投資環境對外資企業投資效益有正向的影響,其中,基礎設施和經營環境直接影響當地外資企業績效。按企業目標分類,外資企業投資區位決策模式分為利潤獲取型和資源獲取型,在我國投資的外資企業以資源獲取型為主,導致外資企業的利潤水平比較低。

  關鍵詞:OL模型;外資企業;區位決策

  一、引言

  國家稅務總局計劃統計司和中國稅務雜誌社2005年9月10日聯合釋出的2004年度中國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納稅百強排行榜顯示:2004年度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納稅百強的納稅額為627.77億元,與2003年的納稅627.65億元持平,增長率為零。而2004年度中國私營企業納稅百強的納稅額增長率是35.48%,上市公司納稅百強的納稅額增長率是40.21%。在其他型別企業納稅額大幅增長的同時,為什麼惟獨外資企業納稅額增長率為零?與此同時,2004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達到了606億美元,同比增長13.32%。而另一項資料反映了更明顯的趨勢。

  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05年1至4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3 893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15.6%,而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實現利潤1 075億元,不升反降3.5%;但是,據商務部外資快報顯示:2005年1至4月份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74.73億美元,同比增長2.24%。一方面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利潤在下降,另一方面外商投資的規模卻在增長,這是我國的“外商投資悖論”。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利潤水平較低,有兩種可能的原因:一是自願或被迫以低價格出口,導致真虧損;二是隱瞞利潤,形成假虧損。哪一種原因是主要的原因呢?

  “外商投資悖論”這一現實經濟問題實質上和以下問題相關:外資企業如何進行投資區位決策?本文擬從外資企業投資區位決策模式的角度對上面的現實問題進行分析。本文在文獻綜述的基礎上,根據FDI決策分析的微觀理論――OL模型,提出理論假設,並採用2003年臺灣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對大陸投資環境的調查資料進行實證分析,得出結論。

  二、文獻回顧

  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策問題是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雖然近年來已有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深入地探討了外商投資區位問題,但至今為止,學術界並沒有形成統一的外商直接投資區位理論。若從研究視角分類,可以分為巨集觀研究視角和微觀研究視角。

  巨集觀視角的研究以一個國家或地區為研究物件,分析一個國家或地區吸引外資的影響因素。Tatoglu和Gaister1998的研究表明,市場規模和經濟增長、材料和勞動力供應、政治和法律環境、產業競爭程度、地理接近程度以及交通運輸成本、基礎設施等是外商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Coughlin1991對美國不同州的資本報酬率、工資水平、交通設施等因素對跨國投資進入的影響進行了研究。Chen1996的研究將中國分為東、中、西三個地區,結果顯示外資偏愛西部的資源稟賦,勞動力成本與外資的分佈無關,交通基礎設施對外資的分佈影響較大。

  國內學術界對我國外商投資區位分佈問題也做了許多實證研究工作。魏後凱等2001對秦皇島市的研究發現,廉價的勞動力、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鄰近的目標市場等是外資企業選址時所考慮的重要因素。張長春2002年的分析結果表明,改革開放後我國FDI的年際變動主要受現實的市場規模和應用性科技發展水平的影響;一個地區當年和累計FDI主要由各地區經濟外向度、應用性科技發展水平和通訊設施狀況決定。

  魯明泓、潘鎮2002利用計量分析,選取了8個影響投資環境的因素: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第三產業佔GDP比重,非農業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勞動力成本,國有企業零售總額佔社會零售總額的比重,外商投資企業進口額佔這個地區進口總額的比重,政策變數。魯明泓1997採用一個地區投資環境相關因素對該地區外商投資進行迴歸分析,並利用迴歸結果計算該地區的投資環境指數。

  微觀視角的研究以企業為研究物件,分析單個公司進行海外投資區位決策的過程。Dollar等2003通過研究中國、印度、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四國製衣行業企業的投資環境對企業的全要素生產力、產出增長和工資水平的影響,認為投資環境對企業的上述指標有正的影響。Bastos和Nasir2004考察了投資環境和企業層面生產率之間的聯絡,資料來自在東歐與中亞五個國家進行的服裝與食品加工企業投資環境調查,分析結果表明,競爭壓力是投資環境中對企業生產率影響最關鍵的因素。

  國內學者也將研究的視角轉向企業。崔新健2001首次提出分析FDI決策的微觀理論:OL模型,該模型指出影響一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區位決策的變數有兩組,一組是企業優勢;另一組是當地的區位優勢,即投資環境。然而,這項研究只進行了理論分析,沒有進一步對該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白重恩等2004利用企業層面資料,研究中國內地44個城市的投資環境對臺資企業效益的影響,結果發現:投資環境對外資企業的效益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但是該項研究只考察了投資環境指數的總體效應,而沒有分析各具體區位因素的影響。

  國內學者也注意到外資企業利潤水平較低的現實。仲濟垠1998利用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發現港澳臺資企業和外資企業中虧損的比例高於內資企業,而且港澳臺資企業和外資企業中出口比例高的利潤水平較低,其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自願或被迫以低價格出口,導致真虧損;二是隱瞞利潤,形成假虧損。國內學者進一步探討了隱瞞利潤問題。Liu和Xiao2004利用國家統計局大中型企業資料庫1995~2002分析中國企業隱瞞利潤的問題,發現隱瞞利潤程度從低到高分別是外資企業、港澳臺企業、國有企業、混合型企業、集體企業和私營企業。白重恩等2004實證研究的結果較好地支援了利潤增長效應觀點,只對利潤隱瞞效應觀點提供了部分支援。

  三、基於OL模型的理論框架

  一外商投資決策微觀模式――OL模型

  20世紀英國裡丁大學教授鄧寧1980提出並不斷髮展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迄今為止最完備、被人們廣為接受的FDI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OLI理論的分析框架和正規化代表了FDI理論的發展趨勢。OLI正規化包容了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三個要素變數,以這三個要素的組合情況判斷企業進入國際市場模式的條件。張漢亞,張長春 2005指出:Dunning分析外商直接投資時所用的區位,是指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活動的所在地的各種因素,與投資環境是完全相同的概念。針對外商直接投資行為,區位就是投資環境,所以區位優勢就是投資環境優勢。

  崔新健2001在OLI的基礎上,提出了分析FDI決策的微觀理論:OL模型。折衷理論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決定FDI的三維變數:企業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之間存在重疊或衝突,三個變數並非屬於同層次並列的、性質相同的變數。突破折衷理論缺失的關鍵在於對內部化變數的恰當定位,因此,崔新健2001將內部化變數作為企業的內生變數,以企業優勢和區位優勢這兩個變數構成了OL模型。OL模型繼續沿用了折衷理論的基本假設和前提條件,OL模型表明FDI是由0和L所決定的,兩個決定因素對跨國公司的FDI決策同樣重要,有時L也會處於關鍵位置。OL模型保持了與鄧寧的OLI正規化的內在一致性,它不但沒有影響OLI正規化的說服力,而且還簡化了對問題的分析。

  為了分析外資企業進行投資區位決策的過程中,投資環境、投資規模、投資效益三者的相互關係,本文擬參考崔新健2001提出的FDI決策分析的微觀理論:OL模型參見圖1,建立本文的理論框架,提出研究假設。

  崔新健2001提出的FDI-OL模型如圖1所示,橫軸L表示某個國家或地區的區位變數,即當地的投資環境;縱軸O表示某個公司的企業變數。U U、U 1u 1、U 2U 2表示一個公司在當地投資的無差異收益曲線,即投資的利潤率,代表這個公司在當地的投資效益,且u u

  企業進行FDI區位決策的內在決定因素如行為方程組所示。在t時刻,企業的FDI規模和結構是由OL結構和企業基於目標G對OL結構的策略反應之間的連續的相互作用所決定。具體表示式為

  FDI t=fOL t,G t

  OL t=fO t,L t

  二基於OL模型的理論假設

  1.投資環境與投資效益的關係

  OL模型將區位變數和企業變數對投資效益的決定作用放在了同等位置,和以前的理論相比,強調了區位變數的重要性,突出了投資環境的作用。根據OL模型,投資環境對投資效益有正向的影響作用。當企業變數O一定時,企業的投資效益取決於投資環境L,投資環境L越好,投資效益也越大。

  2.投資規模與投資效益的關係

  隨著外資企業在當地投資規模的擴大,其投資效益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根據OL模型,同樣的FDI規模,由於其結構不同,所實現的收益是不同的,以F 2為例,如果採用B、C、D三種投資組合,其投資收益分別為u 2、u 1和u。現假設原來投資規模為F 1,且企業處於最優的投資組合點,即點A,當企業在當地的投資規模擴大到F 2時,企業的投資效益可能會發生三種情況:1規模收益遞增。企業到達最優的投資組合點,即點B,投資效益由u 1上升到u 2。然而,在某一特定時刻t,跨國公司所能夠投入的O要素是相對稀缺的,跨國公司通常傾向於充分利用更多的L要素以實現其特定的收益目標,從而以單項投資收益衡量有可能作出滿意選擇而非最優選擇。因此,由於企業目標的不同,投資收益的變化還可能出現另外兩種可能。2規模收益不變。企業選擇投資組合點c,投資效益還是u 1。3規模收益遞減。企業選擇投資組合點D,投資效益由u 1下降到u。

  因此,從理論上分析,投資規模與投資效益的關係是不確定的。本文根據企業投資目標的差異,將外資企業分成兩種:利潤獲取型和資源獲取型。利潤獲取型投資的目的是充分發揮企業的技術、管理、品牌等優勢,適當藉助當地資源,拓展在當地乃至全世界的市場份額,從而獲取企業期望的利潤。資源獲取型投資的目的並不是直接在當地獲取利潤,其目的主要是為了獲取母國根本就得不到或只能以高價取得的某些特定資源。

  3.研究假設

  由OL模型可知,外資企業進行投資區位決策時,首先根據企業的投資目標,綜合考慮某個地區的投資環境和企業自身的優勢,才決定企業在這個地區投資的規模和結構。根據前面的分析,本文提出三個研究命題。

  研究命題1:投資環境對投資效益有正向影響。

  研究命題2:在我國的外資企業投資規模與投資效益呈正相關利潤獲取型。

  研究命題3:在我國的外資企業投資規模與投資效益呈負相關資源獲取型。

  四、實證分析

  一樣本與資料

  臺灣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從2000年開始進行大陸地區投資環境及風險調查,通過調查問卷的方式,讓臺資企業對大陸投資環境進行評分,反映了臺商對祖國大陸投資環境的主觀評價。臺灣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對投資環境的調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投資環境進行評價:自然環境,基礎設施,公共設施,社會環境,法制環境,經濟環境和經營環境。評分採取5分制,得分越高,表示這個地區的投資環境在該項指標表現越好。每個影響因素的權重由專家打分確定,2003年各項影響因素所佔的權重如表1所示。

  由於有些省份調查的樣本數太小,不具有代表性,因此選取樣本數大的十六個省份作為樣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重慶,四川。

  投資效益的指標採用上述省份的2003年三資工業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其計算方法是利潤總額除以成本費用總額,資料來自《2004年中國統計年鑑》。企業規模的指標採用上述省份的2003年三資工業企業員工人數,資料來自《2004年中國統計年鑑》。

  二投資環境、投資規模對投資效益的影響

  模型1以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為因變數,主要考察當地的投資環境和企業投資規模對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的影響,檢驗OL模型的適用性,同時也考察企業稅負對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的影響。

  模型1:PRO=β 1+β 2IC+β 3LNLAB+β 4TAX+ε   PRO:成本費用利潤率;IC:投資環境綜合得分;LAB:三資企業員工人數;TAX:每元利潤繳納的增值稅。

  模型1的迴歸結果如表2所示,結果表明:

  1.投資環境對三資企業的企業效益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自變數IC的係數為6.150,為正值,且通過了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一個地區投資環境綜合得分越高,那麼這個地區三資工業企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越高。投資環境綜合得分與三資工業企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呈正相關關係,反映了一個地區的投資環境對提高三資工業企業的企業績效有重要的作用。實證分析的結果與OL模型的結論相一致,一個地區投資環境的綜合得分越高,越有利於該地區的三資企業提高企業績效。正如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的觀點:良好的投資環境給企業無論是微型企業還是跨國公司提供了各種機會,激勵他們進行生產性投資、創造就業以及擴大規模,並在經濟增長和減少貧困中發揮核心作用。投資環境可以影響企業的在當地經營成本、經營風險和進入壁壘,從而進一步影響企業的效益。因此,研究命題1得到驗證。

  2.外資企業投資規模越大,企業利潤率越低

  當地三資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與三資企業員工人數呈負相關。自變數lnLAB的係數為-1.33,為負值,且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企業效益隨著企業在當地投資規模的擴大而降低。其背後的原因何在?

  這一現象可以由OL模型得到解釋,由於企業目標的差異,外資企業的投資可以分為利潤獲取型和資源獲取型。隨著投資規模的擴大,利潤獲取型的企業的投資效益在增加,而資源獲取型的企業的投資效益不變或降低。本研究表明,在大陸投資的臺資企業多數屬於資源獲取型的企業,其投資的主要目的不是在當地獲取最大利潤,而是通過投資獲取各種廉價的資源。據一項研究顯示,到2001年勞動力尋找型投資在我國外國直接投資中的比例大體上應該處在70%的水平上。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附加值較低,因此,雖然一個地區外商投資規模較大,但是其利潤率卻比較低。因此,在我國投資的外資企業以資源獲取型為主,研究命題3得到驗證,研究命題2沒有得到支援。

  三投資環境對投資效益的影響因素分析

  在模型1檢驗了投資環境對投資績效有正面影響作用的基礎上,本文將進一步分析投資環境中的哪些影響因素對投資績效具有較大的影響作用。模型2以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為因變數,以七個影響因素得分為自變數,考察對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的重要影響因素。為了找出對企業績效影響顯著的因素,本文擬採用Backward向後篩選法的方式篩選變數。Backward是將所有變數引入迴歸方程,然後不斷剔除不顯著的變數,直到新建迴歸方程中所有變數的迴歸係數都顯著。

  模型2:PRO=β 1+β 2LCl+β 3 LC 2+β 3 LC 3+β 5 LC 4+β 6LC 5+β 7 LC 6+β 8 LCβ 7+ε

  PRO:成本費用利潤率;LC 1:自然環境;LC 2:基礎設施;LC 3:公共設施;LC 4:社會環境。

  LC 5:法制環境,LC 6:經濟環境,LC 7:經營環境

  迴歸結果顯示,對成本費用利潤率具有重要影響的顯著變數是基礎設施和經營環境。

  自變數LC 2的係數為6.215,為正值,且通過了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自變數LC 7的係數為4.282,為正值,且通過了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一個地區基礎設施得分和經營環境得分越高,那麼這個地區三資工業企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越高。基礎環境得分和經營環境得分與三資工業企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呈正相關關係,反映了一個地區的基礎環境和經營環境對提高三資工業企業的企業績效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從企業層面來說,基礎設施和經營環境直接影響三資企業的企業績效。

  四運用實證研究結果分析我國的“外商投資悖論”

  利用本文的實證研究結果,可以分析我國外商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和外資企業利潤率下降兩者並存的悖論。本文認為。要解釋“外商投資悖論”,需要考慮外資企業投資區位決策模式。根據OL模型,按企業目標分類,外資企業投資區位決策模式分為利潤獲取型和資源獲取型。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在我國投資的外資企業以資源獲取型為主,這些企業的目標並不是直接在我國獲取利潤,而是攫取各種廉價的勞動力、原材料等資源,由於初級產品的低附加值性,這些外資企業在我國的利潤率比較低就很容易理解了;

  然而,利用在我國獲取的廉價資源,這些企業可以在國際市場獲取高額利潤,因此必然擴大在我國的投資規模,這個悖論就可以得到解釋了。另一方面,外資企業利潤水平較低,其主要原因是在我國投資的外資企業以資源獲取型為主,外資企業自願或被迫以低價格出口。導致利潤下降。有一項調查也支援了上面的結論,國家稅務總局的調查顯示:中國每年因跨國企業避稅而損失的稅收收入約為300億元,而轉讓定價實現的避稅總額在跨國公司避稅總額中約佔60%。

  當前我國許多地區為了爭取外資,過度給予外商在土地、稅收等方面的優惠,而且降低環保要求,許多能耗大、環境汙染嚴重的專案也被引進,所有的本地優質資源都在為外資服務,以廉價方式送給外資,導致本土資源被過度消耗,雖然會產生短時繁榮,但長期看這絕對不是一條可持續發展之路。因此,我國要制定相應政策,避免過度的優惠政策。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於FDI決策分析的微觀理論:OL模型,採用企業層面的經驗資料,探討了外資企業投資區位決策模式,驗證了OL模型在我國的適用性。本文認為,在企業目標的指導下,外資企業在一個地區投資的規模與結構取決於兩個因素:企業自身優勢和當地投資環境。實證結果表明,投資環境對當地外資企業的企業績效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其中,基礎設施和經營環境直接影響了當地外資企業的企業績效。按企業目標分類,外資企業投資區位決策模式分為利潤獲取型和資源獲取型,而本文的實證研究表明,外資企業的效益與投資規模呈負相關,這意味著在我國投資的外資企業以資源獲取型為主,導致外資企業的利潤水平比較低。

  利用本文的結論,給我們的啟示是:1投資環境對當地外資企業的企業績效具有正向的影響作用,因此需要加強投資環境建設,尤其是基礎設施和經營環境。2加強投資環境建設,並不意味著需要給外資提供過度的優惠,而本文的實證結果表明,當前在我國投資的外資企業以資源獲取型為主,對增進我國經濟福利的作用還有待提高。因此,有必要採取相應的政策,提高外資進入門檻,鼓勵外資企業發揮技術等自身優勢,吸引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利潤獲取型外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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